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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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有时候大脑白纸一张，反倒是好事，可以画清晰锐利的图像，譬如青年时代的笔者。
那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大学做单身老师，终日无忧、无虑、无钱、无势，既悠游自在，也单调乏味。大学院墙外面的世界，仿佛康德的“彼岸世界”，明知它存在，却与我无关。日子久了，生出厌烦，年纪轻轻想寻求新鲜刺激，就跟着教授搞科技下乡。头一年，我们来到广东某县某镇，推广试管香蕉苗。农科站的朋友暗示此事要找书记、镇长出面，我依人指点，分头到各个酒店寻找书记、镇长。事后方知，本镇几个酒店几位领导分别各领东家。领导在自己酒店办公，足不出户，声色犬马，靠电话和亲信治理地方。若放在后来，笔者肯定见多不怪。不过自己当年白纸一张，回省城后仍然诧异不已。
在尚未判断此属个别，抑或普遍之余，实践又给我上新课了。第二年，我到福建担任一家民营公司负责人，上任第一课是拜见当地管人事的官员。官员约我酒楼见面。由于以前开过眼界，笔者不再惊愕，却长了知识，知道此事并非个案。往后数年，笔者愈见愈多，逐渐理出个条理，见怪不怪，明白人间存在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世界，那里有一个秘密社会，有自己的规矩和价值观，但是从不愿公之于世。
困惑之间，乃求助于史，读史使人明智。结果发现，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读《太平广记·豪侠传》，读《金瓶梅》，读《水浒传》，读白莲教、罗教，读青红帮，读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此乃中国江湖也，其非正统社会，非正人君子的社会，而是正统社会外的泛泛乌合群体，远离正统，远离正义，但是拥有对社会的一定统治力。因为有统治力，才值得今人重视，值得政治家、社会学家、一切学者和读者的重视。这是一个被忽视的世界，一个在冥冥之中统治我们而浑然不觉的世界。
谈到江湖，不由得让人想起百年前的上海滩。当年上海滩，青红帮云集，一个老大吃一处码头、一处燕子窠、一处赌窟、一处烟馆，收保护费，替人消灾。现今的中国还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有些地方，一个税员可以吃定一片税户，南方新民谚谓：“家里一个税务，全家致富”，从中可见一斑。一个交警，左手捏一把货车司机，右手捏一把私车族。出了车祸，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哪管公道与否。城管、卫生监督、音像稽查、户籍、治安、司法各界亦不乏见。百年之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青红帮不在了，洪门天地会、哥老会不在了，但是吃码头、地头的社会模式依然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江湖帮会不在了，但是江湖灵魂还在，江湖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江湖化”了。就某种意义而言，百姓即是江湖，江湖寓于社会。
说到上海滩，不能不提青红帮。说到青红帮，不能不提黄金荣——法租界巡捕房总捕头、青帮老大。黄老板的公开身份是法租界华捕头，上有租界当局，下有巡捕警队，吃俸禄维持治安。他的幕后身份是青帮大把头，徒子徒孙不计其数，都是把持一方码头的流氓瘪三。黄老板爱财，他的赚钱秘诀就是放手下流氓去商铺勒索捣乱滋事，然后他出面治理，结果商家出资，小流氓纳孝敬，租界洋人嘉奖，一石三鸟，社会各方面离不了他，形成一个倚重他的格局。倚重之下，财源滚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黄老板的技巧是利用公权制造了一个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局面。若非如此，倘若地痞流氓抓光了，就没有人纳孝敬费；没有流氓捣乱，商家也不会出资，黄老板到哪里拿钱？没有收拾流氓捣乱，也显不出总捕头的本事，令洋人如何缺之不可？所以，剿灭流氓是一种利益最小化，不符合爱财的黄老板的利益，上海滩夜不闭户警察巡捕就该失业了。那么什么才是利益最大化？就是维持流氓、商铺、租界当局三者的生态平衡，每日有流氓滋事，每日有商家出钱消灾，每日有黄探长的马仔前往摆平事端，举手投足之间，各方财源滚滚而来。这个故事一点儿不离奇，它就是江湖经济运作模式之一，百年后仍可运行。譬如，一位交警私下透露，某地方的交警治理交通秩序的要诀就是“放水养鱼”，从不把违章现象治理干净，一段时间狠狠抓一抓，说情的、送红包的准保蜂拥而至。然后见好就收，马路上交警寥寥，不抓违章，直到司机们再放松警惕，再来严打一阵。各行各业，依此类推。虽不能以偏概全，却也不在少数。这一松一紧，就像拉风箱似的，维持司机违章的持久习惯，伤疤刚好又来一刀，由此带来灰色收入最大化，同时也是驾车族支出最大化，这叫“战略性勒索”。笔者估计谁也没有学黄金荣，纯属权力利益博弈使然；当年黄金荣可能也没有学谁，也属社会权力格局使然。
江湖是儒教国家的一种老年病，中国是儒教母国，所以中国是江湖重症区。儒教国家的特征：一是信奉家族主义，其结果诉求聚族而居、“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二是排斥技术创新，斥之“奇技淫巧”，结果农业技术徘徊，生产力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此二者便是儒教操作系统的bug（虫子），一种程序冲突。自春秋时期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停滞的矛盾逐渐激化，中国形成人满为患、人地紧张的格局，聚族而居的儒教家族社会开始解体，产生举国流窜的游民大潮。在这股大潮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江湖社会。
中国自古在豪侠和商人之中就存在江湖基因。但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江湖萌芽发生在人满为患初显端倪的明中期，大约在公元16世纪前后。然后，经过300年的发育和人口大盘调整，至清乾隆退位后的19世纪初，随着人口膨胀，江湖社会开始崛起、爆发。至20世纪初清末民初，江湖彻底颠覆正统秩序，成为中国的主导社会结构之一，从此中国开始全面江湖化的历程。
江湖是正统社会以外社会结构的泛称，仔细辨析，存在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结盟的帮会，一种是不结盟的关系网。前者称“秘密社会”，后者称“关系社会”。“秘密社会”奉行团体结构，有严格的组织和制度。“关系社会”奉行网络结构，以人际关系为联结依次蔓延，有不甚严格的人情习俗和面子习俗。二者都符合深层的社会结构规律，可以在社会交换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中找到内在逻辑。
如果说江湖化是一种社会病，那么中国罹患此症业已五百余年。古典中国奄奄一息，忍受机能衰竭、结构江湖化的折磨。江湖化是古典中国衰老的象征。古典中国正在江湖性解体之中，等候最后的判决。她是在全球竞争情势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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