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总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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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先后被打开国门而陷入殖民化危机。然而，到了世纪末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因循守旧的中国，其后半个世纪里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愈演愈烈，直到把中华民族逼入亡国灭种的绝境。二战以后，中日两国经历了由敌对到伙伴关系的转变，但时下影响这种关系的变数正在增加。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近代的噩梦已经逝去，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前，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即是我国对外事务中必须重点对待的国家之一。怎样与日本这个看不清、摸不透而又“搬不走”的邻居交往？如何构筑长期稳定而健康的中日关系？是我们直面且必须做出选择的时代命题。“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阐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无疑是解开这一命题的必要前提。
“中国观”属于“知”的范畴，其内涵包括“认知”和“态度”两个场域。“认知”是认识主体（自我）对认识客体（他者）的判断，是解决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客体对象是文明、先进、富裕、强大，还是愚昧、落后、贫穷、弱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思想进取、政治开明、技术发达、社会安定，还是因为思想保守、政治黑暗、技术落后、社会混乱？等等。“态度”则是认识主体基于对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判断而产生的主观立场，是主体直面客体的好恶心态及应对客体的政策主张，是解决认识主体即“自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例如，面对客体对象，认识主体情感上是羡慕、喜欢还是蔑视、讨厌？行动主张上是接近、亲和还是疏远、敌视？等等。如果按照这一“学理性”规范检点以往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认知”与“态度”界限不分的“研究”尚属普遍现象。因此，从这一问题意识和视角出发，本丛书将在研究方法论上做一新的尝试。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在世界、日本和中国的共时性三维环境条件约束下，历时性地调整演变的。因此，我们所进行的整体性考察着重把握以下诸点：第一，近代以前、特别是近代前夜日本传统的、带有普遍性的中国观如何，它给近代以后的日本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第二，近代以来日本如何认识世界，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和亚洲观；如何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开始以欧美等近代以前不甚重视的“他者”为参照对象，重新评估中国；第三，世界形势的变化，大国的全球战略及其远东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应对，与日本的对华态度是怎样的互动关系；第四，基于对世界、中国和日本三者间的比较，日本在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同时，其中国认知和态度，在相对“静态”的时空交叉“点”上，展示了怎样的特点，在“动态”发展的“线”上，又展示了怎样的轨迹、特点和本质性规律。
国家是国民权力的集合体，国家意识是通过国民意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的。因此，严格地说，“日本的中国观”应作“日本人的中国观”。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之间，日本人的中国认知、态度和主张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相互博弈中此消彼长。因此，我们的研究须以充分的史实为依据，厘清形形色色的对华观中，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哪些有客观依据，哪些是主观臆断；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乃至上升为国家意志，哪些只对政策制定有牵制作用或未起作用，社会影响限于狭小范围。
日本的中国观又是具体而非抽象的，政界、军界、财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及国民个体，均应作为中国认知的主体而纳入研究视野；政府文件和会议记录、新闻媒体时事评论和报导、要人讲话、国民日志等，应是微观考察的基本抓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是宏观分析的基本理论工具；先行成果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则是研究深化的重要参考。这就决定了这一专题研究的艰巨性，我们的研究只能说不断接近目标而无法到达终极。
翻开漫长而相对封闭的古代东亚区域发展史，中华文明一枝独秀，泽被四方。相比之下，处在“中华文明圈”内的日本对中国思想、制度、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吸收是全方位的。因此，从文明的意义上讲，中国可谓日本由“夷”致“华”之母。若根据古代国家形成及初建期日本统治者渴求中国王朝册封的史实，不妨说模拟的“君臣”宗属册封关系构成了古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原点。
然而，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是一部由“友好”和“和谐”、“普通”和“恬淡”、“对立”和“不愉快”等不同材料编就的历史，可谓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剪不断，理还乱”。
进入近代前夜的江户初期，“尊儒”、“慕华”意识仍在日本社会中居于主流位置。然而随着晚期封建社会的成熟和近代“西学东渐”，德川中后期的“文化中国”敬仰，已经受到“疑华”、“蔑华”思想的严峻挑战，传统中国观的裂变已经开始。
鸦片战争的失败，裸露了清朝统治下中国的落后和腐败。这一事态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的“革命性”冲击的结果是，本已开始“裂变”的中国认知由此画上休止符。对日本来说，自古以来被视为文明、先进和榜样的中国，变成了与日本大同小异、落后于时代的半野蛮、半开化国，昔日学习、效仿和赶超的对象，变成了反面教材及避免重蹈覆辙的“殷鉴”。
中国“认知”的“质变”，自然也引起了日本对华“态度”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却非一蹴而就。在幕末至明治初年的数十年里，对中国是敬畏还是蔑视？是友好、合作、结盟，还是敌视、对立、排斥？不同的政策主张并存。“中日唇齿论”及“中日联盟论”、日本“盟主论”、中国威胁论、“脱亚入欧”的“告别恶友（中国）论”、征服中国论等均占有一定的市场和听众。这表明，在对华政策上，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尚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然而，幕末日本被打开国门后，其对“西力东渐”的应对是，通过倒幕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强大中央统一政权，通过推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成功地摆脱了殖民地危机。
日本的“变身”也导致了自我认知及其中国观的变化。至晚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基于自身“脱亚入欧”的进步和中国依旧“顽冥不化”的“自他认识”，轻视、敌视型的对华态度已经压倒其他“主张”而左右了国家的对华行动选择。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的实践，反过来又使蔑视型中国观一举得到确认并在社会中泛化。由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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