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卷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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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前言
自古以来日本曾长期折服于中国的文治武功，以中国为日本的“文化故国”，仿效中国灿烂的精神文化和辉煌的物质文明，不乏憧憬和崇敬之情。然而到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满清入主中国、日本民族意识的成长、西洋文化传入等变局的出现，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江户时代中日之间并无国交关系，也缺乏近代以后那样大规模的人员交流，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赖于中国书籍和一些缺乏直观的情报资料，对中国的认知不仅具有乌托邦化和虚构的色彩，也基本局限在知识阶层。这种认识条件的缺陷说明，江户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基本属于知识论（epistemology）层次的内容，意味着知识界所构建的中国形象以“想象”或“虚构”的成分居多，不具有作为一种强制性话语的社会意义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效力，对日本的民众影响甚微。因此，他们的中国认识仍基本局限于文本的范畴，并未转换为日本人集体的想象。所以，即便知识界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国和自我的问题，由于对中国崇拜的“历史的情感”和朱子学占据德川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而对中国的憧憬和崇敬始终是幕府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主流。
但是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基本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方向，这集中反映在儒学、国学、兰学等三大学问体系中，即所谓“江户三学”。由于“三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所倡精神各异，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也表现为三种互相联系又相互抵抗的话语。总的来说，儒者的中国认识呈现出自我中国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国学者则表现出自我日本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兰学者则呈现出自我西方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当然，三大知识体系的倾向性随着时代的推进也在发生变化，甚至有结合的可能。对以“三学”为代表的知识界来说，中国始终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巨大的存在”天儿慧：《日本人眼里的中国》，范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页。，尤其是对儒者和国学者来说，中国及其文明更是其建构其自他认识（SelfOther Cognition）的唯一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与中国的比较才能显示日本的价值，才能确证自身的文化身份。
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根本，儒教则是中国文化之根基。江户时代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受到当时通行的文明观念、政治观念和外交观念，即“华夷秩序”的影响或制约。这是说，知识界（尤其是儒者和国学者）基本都是围绕着“大国——小国”、“中心——边缘（海东之国或日出之国）”以及“华（文明或礼仪之国）——夷（东夷最优国或神国、武国等）”、“师（典范、圣贤或君子之国）——生”的叙述来建立其对中国和自身的认识。显然，这种多维度的认识基于文化、政治和地理的标准，涉及到中国（帝国）、儒教、圣贤和儒教文物制度等多层次的内容。它又表现为承认“华夷秩序”和“反华夷秩序”的两种不同话语，前者如对中国及其文明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儒者和国学者，后者如意图超越“华夷秩序”的兰学者。当然，由于身份的限制和儒学本身的规定性，儒者很难从根本上构建起相对于中国的日本优越性话语，因而只有国学者和兰学者才有可能借助一种“神秘的”或“外来的”力量，通过剥离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联而建构日本自身的主体意识。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并非仅限于“三学”，但是，知此可以基本掌握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的根脉。本卷旨在对这些线索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若干管见，或有谬误，谨请批判。
本卷由赵德宇主持并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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