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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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
顾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前言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武装斗争。它距离现在不过三百多年，保存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庞杂得很，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许多问题都还在探讨当中，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拙稿，自然不可能是成熟的作品。只是由于它在某些方面比起前人略有进展，关心的朋友认为公开出版将有助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和推动进一步的研究，我也就不揣谫陋拿了出来，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我以为，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接受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否定错误的说法，澄清模糊的论述，是学术上有所长进的表现。但愿我能够对自己写过的东西经常作检讨，不是随风转舵，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唯真理是求。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后来者理应居上。如果拙著对于年轻一代治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能够成为攀登高峰途中的一块踏脚石，我就十分满意了。
　　本书原拟写成上、下两卷。上卷自这次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的失败；下卷包括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至康熙三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为止。计划这样写的原因是，论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无法同农民军余部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割裂开来。后来又考虑到，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是在联明的旗帜下进行的，在叙述这些篇章时势必涉及南明的基本史实。为了读者利用的方便，不如把原定的上、下卷分别成书，即至李自成、张献忠牺牲为止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和以农民军抗清斗争为主的《南明史》。由于上面已经说过的原因，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只有放在本书的姊妹篇—《南明史》中一并论述。
　　最后，我谨向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第一档案馆以及其他一些单位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
　　作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
第一节 明后期政治的腐败
　　在明王朝统治时期（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晚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统治集团的全面腐朽。从明英宗时起，政治就日益腐败，宦官专政、奸佞当权的事就已出现。明武宗朱厚照是个有名的浪荡君主，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还在明中期就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闽浙农民起义；刘通、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刘宠、刘宸、杨虎等人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民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明世宗朱厚熜继位以后，号称“嘉靖中兴”。实际上他为人极其偏执，又迷信道教，追求长生，所以奸臣严嵩父子趁机窃柄弄权，把国事弄得一塌糊涂。穆宗在位时间比较短，政治没有多大起色。
　　万历初年，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朱翊钧即位时年纪还小，朝廷事务实际上由大学士张居正主持。张居正看到统治危机的严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通过统治集团内部的整顿，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政权机构的效能，重新稳定朱明王朝的统治。他的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实行丈量上地，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力有所加强。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一亲政，立即改絃易辙，使这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半途而废。从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着腐败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万历时期政治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好货。朱翊钧成年累月深居宫中，“万事不理”
[1]

，不以国事为念。他自称“静摄”，实际上是在宫中鬼混。当时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生长深宫，高居简出，一御文华殿则称过劳。”
[2]

“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3]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处理，以致朝廷官员无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史载，在万历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搁置，往往在递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自还家。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
[4]

，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
[5]

。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另一个方面是朱翊钧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这些矿监税使所到之处：
　　“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面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指其货面吓之曰：“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稽查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无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餽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皆不与焉。”
[6]
　　这实际上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在地方上公然劫夺。矿监税使和他们的爪牙无恶不作，曾激起了许多城镇人民的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市民运动。当时的漕运总督李三才在疏中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
[7]

又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8]

朱翊钧对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朱翊钧在位期间，天下已经很不安定。除了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员处置失宜，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朝廷先后对宁夏、播州用兵，费了很大气力方告平定。特别是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兴起，由明王朝镇守东北的屏障变成了对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势力。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明廷抽调了大批精兵，并责令朝鲜和海西女真叶赫部出兵助战，兵员总额达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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