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哲学史3上册》劳思光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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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本书前二卷分别析论“初期”及“中期”之中国哲学思想，本卷则析论“晚期”。以下当说明所谓“晚期”之范围，并对此一阶段中之思想趋向及演变作一简明叙述，以清眉目。
壹“晚期”之意义
所谓“晚期”之中国哲学，即指自宋初至清代一段时期中之中国哲学思想而言。此处有两点应稍作解释。
第一，本书第二卷论述中国哲学之“中期”止于唐代之佛教教义。
本卷现论述“晚期”而以宋代为主，似将唐中叶后至五代时一段略而不言。此点易使人误会。但本卷之所以如此，并非对此一阶段之中国哲学思想避而不谈，而仅是将宋代兴起之宋明儒学视作主要哲学思想运动，故将唐代中叶以后之有关言论，系于此一运动下而论之（参阅下文《唐末思想之趋势及新儒学之酝酿》一章）。盖唐代除佛教思想外，并无明确哲学思想或理论出现，所有者仅属零星言论。此中较重要者大抵可视为儒学思想渐求复振之信号。因此，本书不能另标“唐代哲学思想”之名。至于五代，世乱时促，亦无显明哲学思想成立，故亦不能成为单独之论题，只能就与宋明儒学思想有关者随处提及而己。此是首须说明者。
第二，本卷论“晚期”之中国哲学，止于清代中叶。此亦应加说明。
中国哲学史之论述，应止于何时，殊难有确定标准。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指原本说，最近改写本不拟论及），分中国哲学思想为两大阶段，即所谓“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而以清末之谭嗣同、廖平等人作为最后结束经学时代之代表人物。于是其书之论述，直至清亡为止。本书则认为清道光以后，鸦片战争使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中国整个历史皆进入一新阶段，即所谓“近代史”及“现代史”之阶段。此后，一切思想制度之演变，皆须在此一新背景中观察了解。故就中国哲学思想而言，道光后之中国哲学思想亦必须收入此一“近代或现代之背景”中析论。而所谓“中国哲学史”，原以此一大变开始以前为限，因此本卷所说之“晚期”即止于乾嘉时代。所谓“晚期”，原对“中期”“初期”而言，皆指旧有之中国哲学思想。若尚在发展变化中之“近代史”及“现代史”，则不能称为“晚期”，故必须如此划分也。
以上说明本书所定之“晚期”之范围，以下再对此一阶段中之中国哲学思想作一概观，以明其趋向及演变。
贰本期中国哲学之演变
晚期中国哲学思想之演变情况，一般言之，不似初期与中期之繁杂。盖初期哲学思想，涉及古代南北文化之冲突与融会，其间有所谓诸子之说，头绪颇繁。中期则一方面有古代思想之变质问题（此在儒道二家皆然），另一方面又有外来之印度佛教入侵。其间中印思想之激荡变化，亦属曲折多端。而晚期之中国哲学思想，则大致言之，只有一主流，即回归于先秦本义之“新儒学”可包括宋明诸儒之说，故叙述整理之线索，在客观上己有限定。学者了解此一阶段亦较易下手。
但晚期哲学之演变线索虽简，学者掌握此线索时，对初期及中期实况之了解仍为必不可少之条件。此因晚期哲学所面临之问题，基本上实源自中期之曲折也。
宋以后之儒者，所以有归向先秦之新儒学运动，原由于欲摆脱中期哲学所留下之限制。此又可分两方面说，其一是儒学内部问题，即关涉汉儒之伪冒儒学之理论；其二是对抗外来压力之问题，即关涉佛教之价值观。
在本书第二卷中，关于汉儒思想与先秦儒学之歧异，己屡有说明。至于佛教基本价值观念与儒学立场之同异，亦有描述。此处只拈出一二主要观念，以表明宋明儒学最早面对之问题，进一步之讨论皆留俟后节。
汉儒思想之特色，为其“宇宙论中心之哲学”。具体言之，即是一切归于一“天”，以此说明一切存在及关系，亦据此以立价值标准。此与先秦孔孟之“心性论中心之哲学”殊异甚显。汉以后之儒者，虽以宗孔孟为名，但实际上对于杂取阴阳五行等原始观念之汉儒理论，亦常盲目接受，不知其方向实大悖孔孟本义。然汉儒之“宇宙论中心之哲学”不仅就历史意义说，是违离孔孟者，且在理论意义上亦是一退化堕落。盖所谓德性及价值问题，决不能诉于存在或存有领域。以宇宙论观念为基础而建立之任何价值理论，本身皆必属粗陋虚弱。此一理论问题有其客观确定性，故在一定历史契机下即将显现。当此问题显现时，学者纵使不甚确知汉儒宇宙论思想与先秦儒学之历史性差别，亦将因发现汉儒此种思想本身之不可成立，而有抗拒改造之要求。此在唐末学者即己有表现，而成为宋明儒学运动之序曲。
引起此一潮流之历史契机，乃佛教之压力。佛教之宗教面，本书中不能涉及。就其哲学面言之，则佛教哲学是一与先秦儒学不同之心性论哲学，其精彩处皆落在价值问题上。中国学者在面对佛教之压力时，由其教义中之强点，即看出汉儒传统下“宇宙论中心之哲学”之根本弱点。故在唐末，学者如韩愈、李翱等，皆以拒佛之立场而初步尝试脱离汉儒思想。盖欲与佛教之价值论争短长，即不能不抛弃“宇宙论中心之哲学”而归于“心性论中心之哲学”。就理论层级说，“宇宙论中心之哲学”本身属于幼稚思想，无法与佛教之心性论抗衡。此是客观限制。此限制一旦进入人之自觉，则抛开宇宙论而重看价值问题，即是不可免之事。
中期之中国哲学，一部分势力为宇宙论中心之理论，另一部分势力则为佛教之心性论。当中国学者欲抗拒佛教时，一方面必须脱离宇宙论传统，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心性论系统以完成此抗拒之努力。前者属消极性工作，后者为积极正面之工作。此种努力，不论在消极面或积极面，均非可一步完成者。因此，此两种工作之逐渐完成，即表现晚期中国哲学之演变线索。
自唐代“中国佛教”长成后，就佛教一面说，己对中国心灵作最大限度之适应，但在基本精神方向上看，则佛教之“舍离精神”乃决不能放弃之原则。在此处佛教与儒学无法妥协。中国学者至此即面临一种精神方向之选择问题。若接受“舍离精神”，则即必须持一否定世界之态度，若对此世界欲有所肯定，而不愿视世界之“有”本身为一迷执，则即须拒绝“舍离精神”。唐代提倡儒学而排斥佛教诸人，基本上即皆由于不愿否定世界，但其立说，殊欠坚实。故只能看作一种意向之表示。此诸人在晚期中国哲学思想中，亦只有序幕人物之地位。此是本期开始时之情况。
至北宋初年，乃有进一步之表现。周惇颐立说，己有自造一系统之意。因此己是以理论系统抗拒佛教，而非如唐人之仅有拒佛之意向。然就理论内容言之，则周氏之说基本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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