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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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经济学”胡侃
治学不是仅治经济学，学了经济学不一定就能治其他门类的学问。但是经济学具有的一般性却往往被忽视：它可以用来研究各种条件下行为与效果的关系，分析的是如何“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收益”（这句被争论多时的不合形式逻辑的话，其实表现的是所谓“目标——成本对偶性”）。有的人干脆就把经济学等同于一般的人类行为效果学，而不管所论的行为是造钢琴还是弹钢琴，是做馅饼还是做学问。写下“治学经济学”这个题目，便是想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来分析一下学人的行为。但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治学经济学”不属于经济学，因为它研究的不是人的经济行为或物质生产交换活动；从性质上说还不如西方人已提出的“犯罪经济学”更像经济学。第二，我这里不搞对策研究，就是说，仅想实证性地考察学问人实际在如何行为，而不提供任何做学问的诀窍或速成教材；读者也许将与我一样，研究了半天治学经济学，该没学问还是没学问。
偏好与选择
考察治学行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学问而不是去干别的。
理论上先要一般地假定，我们讨论的是具有理性的人，他能够根据个人的偏好尺度，趋利避害，追求效用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这样，任何个人面临的问题便是在一定的选择范围内，做出抉择，适当地支用和配置自己的资源或禀赋，以获得一生的最大满足，或效用最大化。这样，一个人选择了以治学为生，便首先归结为两种基本因素：个人禀赋与个人偏好尺度。
我们先假定任何人，人之初，只有一种等量的禀赋即人力资本，而且假定这种禀赋是同质的。这样，我们就必须首先从偏好的差别来解释学人的理性选择结果。
再假定一个人的目标函数具有以下的一般形式：
U=U1（做出学问）+U2（做官或有权）+U3（发财）+U4（悠闲）+……
公式中的U代表“一生获得的满足”或总效用；U1则代表各种成就所能分别提供的满足。这一目标函数的特点在于它是多元的，相互之间可以并不排斥，但各分界是可以单独计算的。
这里“满足”的概念具有一般性。做成了学问，并不一定发财，但也会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基本的物质满足也还是会有的；百万富翁有广厦万间，提供的满足很大程度上也是精神上的。因此一项成就所能提供的满足应该综合地理解，但各项成就本身的作用可以分别考察。
在“同质禀赋”前提假定下，一个人选择了做学问而不是其他，那必是由于他具有特殊目标函数结构——必定是由于在他个人的特殊偏好尺度中，“做出学问”所能提供的满足特别大。因为所谓“同质禀赋”，就是说他不是不能干别的，问题只在于他不愿去干，在于其他事业对他来说所能提供的满足都较学问上有所造就为小，于是他便把有限的人力资源更多地、集中地配置于做学问这一事业中来。所谓“不愿干、不屑干”等，都表明的是偏好差异。这些是有实际依据的。有的人也曾做过对策研究，尝试过仕宦之途，不是不会权术，也并非前景不佳，但不久就发现“没意思”，退回书斋；有的人也做成过买卖，但后来还是弃商从文，都是选择的结果。于是，尽管世上时兴官本位，尽管卖鸡蛋的收入比造原子弹的收入多，还是有人在坐冷板凳，在享受清贫的“满足”。
禀赋与选择
以上假定“同质禀赋”，目的是抽象地说明个人偏好的作用。但是，尽管一般地说，搬运工与科学家的天赋是相同的，差别总还是有的。
禀赋的差别及其对选择的影响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天然不会干别的。比如天生就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天生就不会理钱管物，身体又弱不胜衣，于是别无他途，只有啃故纸堆、爬格子了。就是说，他的人力资本，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不构成生产要素，不具有有竞争性的生产力。
二、天赋条件特别适于从事科学研究，或者说在这方面特别具有生产力，于是不必偏好有所特殊，既然做学问较易于有所成就，提供的满足较大，资源配置自然也就朝这方面倾斜。无论如何，从小学开始，一路3分4分爬过来的人，一般是不会选择做学问的。
有利于做成学问的人力资本的特殊因素包括：智商（包括逻辑、语言、分析能力等）、毅力、诚实、谦虚、献身精神、不怕孤独寂寞、记忆力以及一般知识基础等。
在假定只有一项禀赋即人力资本的前提下谈论禀赋与选择的关系，显然仅适用于静态分析，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一定时点上，人的禀赋是既定的；但从动态角度考察，人力资本本身也是后而知之形成的，除非我们一律从3岁小孩谈起。过去条件下选择了上学读书，形成了今天的禀赋，于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做学问便成了最佳选择。但有人也许会说：“早知今天搞商品经济，我当初才不来读博士呢！”这既是下面要谈到的机会或外界条件问题，也是经济学所说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时间是不可逆的”问题。不过本文不更多地讨论信息和预期问题。
信息和预期问题还包括：对自己能力的真实状况的了解，对未来科学发展程度的展望，以及对自己在将来条件能否有所成就的预期等。
三、机会或外部条件与选择。要选择，就有一个选择范围的问题，或者机会问题，形式上表现为目标函数有多少个分量的问题。西方人有时假定机会均等，从而把选择范围归结为是否拥有、拥有多少人力资本以外的其他禀赋，如物质资本、遗产等；有时则假定每个人禀赋相同，谈论机会是否均等，也就是谈论社会提供给某一特定个人的选择范围的大小问题，研究我们自己所面临的职业选择问题，似乎自然应该假定经济禀赋相同，研究其他社会条件对选择的影响。
这里相关的因素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家庭背景、少年时期的社会环境、就学机会与条件、职业选择自由程度等。没有过硬的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从政先天条件不足，“官倒”也没有门子，选择范围自然就较小，容易产生做学问倾向；书香门第，自然从小受唯有读书高的熏陶；有的人青少年时期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当不成兵，连工人也当不成，只好自己读杂书；当时学马列蔚然成风，有人于是打下了些社会科学的基础，加上社会阅历较多，搞起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都是机会或机遇的作用。
总之，许多人，无非就是在上述种种主观的、客观的、内在的、外在的因素的共同决定下，走上了治学的道路。博士们不一定特别傻，但也不一定特别聪明；他们只是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生产函数
上文目标函数中的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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