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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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作者：苏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01
字数：489000
ISBN：9787301288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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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页326。
[2]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页3，171。
[3]“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废……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卷4，第4期。但这不是钱玄同一人的主张，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均持这一主张。
[4]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黄山书社，1996年，页459（引者的着重号）。
[5]T.S.Eliot，“The Dry Salvages”，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1909—1950，Har-court Brace＆Company，1980，p.135.感谢冯象先生对这首诗诗名的翻译和解惑。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页1247。关于国家亡的类似逻辑命题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页298。类似的观点，又请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环境的挑战”，谈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中国。请看，〔英〕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页93—94。
[7]“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592；又请看，“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译注》，前注〔1〕，页167。
[8]一般认为，古希腊文明其实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陆续被发现并重构的，且大量借助了其他文明的文献。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多是从阿拉伯文回译成拉丁文的（苗力田：“序言”，《亚里士多德全集》卷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启发本研究的亚氏《雅典政制》则源自1880年在埃及发现的两页“破损颇多”的纸草，后会同其他地方发现的另一些残篇，被整合注释后首次发表至今也就一个世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II—III，拉古汉的“英译者序言”）。
[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02—203。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梁漱溟先生的理论前提，因此，居然是欧洲近代的一种普世主义。
[10]“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4），中华书局，1989年，页21。
[11]现代菲律宾国家领土形成的重要法理与最早历史依据是1898年美西《巴黎和约》第3款规定的一系列经纬度交汇点间的连线构成的“巴黎和约线”，后经三次局部变动，最终演变并固化下来，构建了当时美属菲律宾的疆界，并为独立后的菲律宾继承。请看，王胜、华涛：“菲律宾条约界限的性质刍议——以条约界限的形成、演变与确立为中心”，《太平洋学报》，2014年12期。
[12]关于帝国的特点，请看，The Oxford English Reference Dictionary，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61.
[13]早期欧洲统一设想之一见于法国人圣-皮埃尔的《为欧洲永恒和平的回忆录》（de Charles Irénée Castel de Saint-Pierre, Mémoires Pour Rendre La Paix Perpétuelle En Europe, Nabu Press，2012（1712）），该书共3卷，卷1—2为《争取欧洲永久和平方案》，卷3为《基督教国家君主之间建立永恒和平的方案》，他认为建立一个欧洲邦联政府是欧洲永久和平的必由之路。之后卢梭继承了圣-皮埃尔的思想，写下了《永久和平方案的评判》（de Jean-Jacques Rousseau, Jugement sur le projet de paix perpétuelle de l'abbé de Saint-Pierre, Ellip-ses Marketing，2004（1761））。受卢梭影响，德国思想家康德写下了《永久和平》（〔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14]拿破仑1812年在侵俄前曾宣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统一的人民，巴黎要成为世界的首都。……这是唯一理想的结局。”李元明：《拿破仑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212。
[15]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页643。
[16]“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与这一观点也完全一致，差别只是对三者的重要性做了个排序。《孟子译注》，前注〔1〕，页335，328。
[17]现代国家概念基本也就强调国土、人民和主权这三个要素（罗斯金：《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夏维勇、杨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1章）；又请看，芬纳：《统治史》，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版，2014年，页3—14；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Basil Blackwell，1990，p.130—131.
[18]从知识谱系学上看，“主权”本质上是从欧洲历史挤压出来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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