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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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前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公元前7世纪～公元588年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 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第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
第三章 铁血兵马俑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第五章 帝国的逻辑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第二部 公元589年～1367年 （隋唐）（宋元） “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第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第三部 公元1368年～1869年 （明）（清） 超稳定的夕阳期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第十三章 晋徽争雄
第十四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题记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6年1月29日，中国春节。
写于38000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
前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一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33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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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第一，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第二，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第三，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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