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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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另一只眼打量历史：往事何堪哀 作者：王彬彬
　　著名学者钱理群、朱学勤、丁东力荐。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权利之争，寸土必争，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在“革命样板戏”中也有戏剧性的表现；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都认为邓拓的杂文批评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实际上，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紧跟政治，紧跟中央；鲁迅葬礼不是一个简单的丧事活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胡适和胡风在五十年代戏剧性地被批为国民党的“走狗”和爪牙；本分的朱自清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到了反美的第一线；瞿秋白和陈独秀是革命的先驱，但他们对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也最甚。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革命样板戏"中的地下工作与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的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依靠群众的思想，关于党指挥枪的思想，以及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无论是《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战》，都形象地表明了被压迫人民要翻身解放，必须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按：此语为“毛主席语录”，原文为黑体字。“文革”时期，几乎不引用“毛主席语录”便不成其为文章，而引用时必用黑体字突出，且往往只加引号而并不说明出处，大概因大家耳熟能详，无须说明。）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红灯记》把李玉和的地下斗争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风起云涌武装斗争的广阔背景下刻画，正确体现了地下斗争是对党的武装斗争有力配合的伟大思想。《沙家浜》突出了人民军队的作用，结尾正面打进去，点出了武装斗争的主题------正如工农兵群众一致称赞的：革命样板戏是我们学习党史、军史、革命史的形象化教材，是我们进行路线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初澜是在江青、姚文元直接策划下成立于1973年的“文艺评论”写作班子，是“四人帮”的重要舆论工具。从1974年到1976年，发表了一系列为“四人帮”摇旗呐喊的文章，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这篇《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似乎是初澜最初的亮相。一出场就大力歌颂“革命样板戏”自在情理之中，但在歌颂“样板戏”时着意强调对“武装斗争”的“突出”，并且举《红灯记》和《沙家浜》为例，就有一番幕后的故事了。
　　在中共1949以前的“革命史”上，有着“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两条战线。刘少奇曾长期担任“地下工作”的领导，而毛泽东则一直投身于“武装斗争”。取材于所谓“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和“样板戏”，大都是一开始就正面表现“武装斗争”的，只有《红灯记》和《沙家浜》原本是正面反映“地下工作”而后来改成对“武装斗争”的“突出”的。“地下工作”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革命”，也为中共的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文革”期间，即便在一部具体的戏中，“地下工作”也不能作为正面表现的对象，“地下工作者”也不可成为占据舞台中心的主人公，以致于是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个中原因何在呢？“文革”期间一篇吹捧“样板戏”的文章，隐约透露了其中的消息。这篇文章题为《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修改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署名“北京京剧团红光”，发表于197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文章谈的是怎样把《沙家浜》的剧情从突出“地下工作”改为“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是怎样“摆正秘密工作与武装斗争的关系”的。在具体地叙述改编过程之前，“红光”写下了这样一番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演出后指出：要以武装斗争为主。江青同志根据这一指示，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加强了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主题。”“红光”不可能在那个时候的《人民日报》上伪造“圣旨”，因此可以断定一切取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都要以“武装斗争”为主，而原本是正面表现“地下工作”的作品也要重新“摆正秘密工作与武装斗争的关系”，确实是源自毛泽东的旨意。那么，毛泽东发布此等“旨意”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呢？这得从《沙家浜》这出戏的来龙去脉说起。
　　知识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过一本名为《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的书，作者戴嘉枋。该书对“样板戏”表现出的过分赞赏虽然令人不无反感，但对“样板戏的风风雨雨”的介绍却不乏史料价值。从戴著中，我们知道，《沙家浜》最初的剧情取材于崔左夫撰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题为《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将其改编为沪剧剧本，取名《碧水红旗》，执笔者为文牧。1960年正式公演时又改名为《芦荡火种》。沪剧《芦荡火种》说的是阳澄湖畔沙家浜地区的中共地下联络员、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机智巧妙地掩护郭建光等18个“新四军”伤病员的故事，正面表现的是“地下工作”，剧中的头号人物是阿庆嫂。1963年初冬，正醉心于“京剧革命”的江青看中了沪剧《芦荡火种》，便“推荐”给北京京剧团，令将其改编成京剧。北京京剧团接到这一“伟大任务”后，立即行动起来。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薜恩厚等负责剧本改编。根据原剧突出“地下工作”的主题，剧名亦改为《地下联络员》。“现代京剧”《地下联络员》彩排时，其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江青等曾来观看。但据《样板戏的风风雨雨》说，“因仓促上马”，所以“演出效果并不理想。大失所望的江青在上台接见演员时，绷着脸一言不发，并在之后撒手不再过问，去南方疗养了。倒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认为这出戏基础不错，多次抽空去剧团，鼓励和支持他们不要泄气，下功夫把这出戏改好。”
　　"革命样板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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