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秩序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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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译者序
“湖广填四川”在中国移民史上是极其浓重的一笔。
遥想当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四川通志》)。四川的经济在唐宋时期即居于全国前列。尤其南宋时，该地人口占全国的23.2％，财赋收入乃至供应的军粮都为整个南宋的三分之一，因此而成了抗金的主要经济基地。但长期的拉锯战，使得“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吴昌裔疏)。元末，红巾军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入蜀，不仅带去了十几万军队，更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入蜀开垦荒地——这应是“湖广填四川”的演练吧。明初，湖广移民继续大批入川，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已上升到146万。不幸的是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境内又遭战乱。顺治十五年，率军赴四川镇压张献忠的清军将领李国英，派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一个多月之后，刘达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吃惊不小。他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兵燹加上灾荒、瘟疫，导致四川的人口锐减，据统计，清初仅存76980丁(不含老幼和妇女)，有说约存50万人——总之，以荒无人烟来形容似不为过。面对此种惨状，清王朝于顺治末年实施优惠政策，如抛荒土地任凭耕种、永占为业、减免赋税等；一方面发给川民逃亡外省者路费，鼓励他们返籍，一方面重奖移民入川。于是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地涌入四川，长达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由此拉开了大幕。“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嘉庆年间流行于成都地区的这首《竹枝词》，形象地写照了四川历史上多次移民的状况。
以上构成本书的大背景，所探讨的是17～18世纪自中国长江中部流域(湖广)向长江上游地区(四川)的人口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四川地域社会秩序的形成及整合过程。作者把目光聚焦于极具典型意义的川鄂陕三省交界地带的川东地区，并且亲临地处川东的云阳县，进行实地解剖。感性认识加上理性思考，使得本书的论说如庖丁的手中刀，爽利而游刃有余。
地域社会“秩序”的形成及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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