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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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丛书总序
序：中心与边缘·分歧与认同·离散与聚合
上篇 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
东亚文明的交流与互动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历史与记忆：中越史家对明永乐四年（1406）出兵安南事件的历史书写
朱子思想与越南儒学
孝之本：越南绵皇子对《孝经》的诠释
越南狂士黎文《大学晰义》对《大学》的诠释
文明会通: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的译经活动
通俗文学与道德教化：明代传奇《伍伦全备记》与韩国汉文小说《彰善感义录》探讨
下篇 东南亚华人的社会与信仰
传说与真实：中国文化在东南亚——从郑和下西洋说起
文武兼备——论中国历史上文武二圣的崇祀及其在东亚的传播
社群流徙与信仰迁移：新加坡的安溪移民与城隍庙的分灵活动
儒家礼仪的道教化——新加坡庙宇的祭孔活动
宗教景观的转变与新加坡的妈祖信仰
儒家童蒙教育的现代价值——从《弟子规》在新加坡的推广说起
儒学的普世价值与国民教育——新加坡的经验
儒家思想与海外华人社会
版权信息
新民说 中心与边缘：东西文明的互动与传播
作　者：李焯然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总序
什么是“中国学”？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说清楚的问题。中国学与海外学术界常见的三个名称——Sinology、Chinese Studies、China Studies——有着密切的关系。Sinology一般被翻译为“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其中尤以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数百年的悠久历史，奠定了“汉学”研究的地位。过去的重点在传统的语、文、史、哲学问，“汉学”所牵涉的是传统经史诠释、文字训诂一类的研究。
在亚洲地区或汉字文化圈，“汉学”同样是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其界定也有地域和国情之别。在日本，他们将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称为“汉学”（Kangaku），而将自己本国的语言称为“国语”，研究自己母语的学系称“国文系”。在越南，历史上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使用汉字，中国的语文被称为“汉文”，河内的汉喃研究院便收藏了大量古代中国输入的汉籍及越南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献的汉文著作。而在大陆，对于中国传统学问之研究，则称为“国学”；在台湾，中文系也称“国文系”，道理是同样的。有些人认为汉学（Sinology）是近年大陆流行的“国学”的前身，这其实是误解。“国学”是有关自己国家的学问，正如“国语”是指自己国家的语言，“国文”是指自己国家的文学，所以在中国本土，“国学”便指中国的传统学问。
但近年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被称为“汉学”（Sinology）的传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被质疑其实用价值。为了摆脱其传统训诂考据的形象，海外有些学术机构开始舍弃带有古典意义的“Sinology”而改用范围更广和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名称——“Chinese Studies”，虽然仍然以语、文、史、哲为主，但同时涉及近现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研究。针对汉学的现代发展，海外有些学者提出“新汉学”或“后汉学”的概念，颇有新意，但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学术潮流的冲击，学术界近年兴起“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研究，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让“中国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建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中国学”是“汉学”式微以后在学术界日渐受到重视的领域，范围比“Sinology”“Chinese Studies”更为广泛。除了传统文字、文本的研究，中国学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出版、信仰、性别研究或周边关系等领域，举凡与中国有关的课题，纵及古今，横跨中外，都可以是中国学的范围。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学只限于当代研究，其实并不尽然。从“汉学”到“中国学”，其转变关键，可谓有迹可循。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史、哲，到走出传统，延伸到现当代的研究，并以社会科学及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讨中国课题，反映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也突显人文学科面对时代变迁的挑战而迈向更多元的发展。
《海外中国学丛书》的出版，在于联络、组织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推介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作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在中文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语言的当下，《海外中国学丛书》采用直接用中文书写的著作，以避免文字翻译的障碍。丛书的作者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在国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熏陶，他们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视角和所利用的材料，反映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课题的方法和心得。过去学术界常面对学科分类的局限，相关研究往往被割裂出互不相干的成果。《海外中国学丛书》鼓励多元视角和跨领域的研究，突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传统界限，从宏观的视野、崭新的角度去探讨中国研究，希望假以时日，集腋成裘，为中国学的创建贡献绵薄的力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
序：中心与边缘·分歧与认同·离散与聚合
葛兆光
如果我们能把各个国家之间政治（以及政府）的彼此区隔（这也是一种联系）和文化（以及移民）的超越国境（这更是一种联系）视为坐标的纵横交叉线，把一个政治上的“东亚”和文化上的“东亚”，编织成交错的花纹，是否也可以书写一个比较丰满的，不再拘泥于中国空间或王朝政治的“东亚背景下的中国史”？
李焯然教授寄来他即将出版的《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书书稿，命我写一篇序文，这让我有些惶恐不安。为什么？李焯然教授是著名的明史专家，长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授，这本书所论述的领域，涉及东南亚与海外华人社会，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哪里有资格佛头着粪，为他的大作写序？但是，李焯然教授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国际评鉴委员，他的大作出版，我有责任向国内读者做一些介绍。因此，写在这里的，与其说是序言，还不如说是我的一些读后感。
《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一书分上下篇：上篇除第一篇概论和最后两篇讨论明末清初伊斯兰学者译经以及韩国汉文小说外，中间主要五篇涉及的都是发生在中国和安南/越南之间的历史与文化现象；下篇除了第一篇从郑和下西洋开始讨论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联系和最后三篇介绍当代新加坡的儒学教育海外华人的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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