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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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言
致 谢
译者的话
第一章 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方法
结构的研究方法
过程的研究方法
文化的研究方法
寻求一种新范式
第二章 “行为联邦制”：中国中央—地方关系中的组织、过程和规范
中央—地方关系的“行为联邦制”和结构环境
“行为联邦制”：组织、过程和规范
强制、谈判和互惠：“行为联邦制”如何运作
小结
第三章 “行为联邦制”中的互惠性互动
历史的影子与未来的影子
过去的影子：毛泽东时代的中央—地方关系
互惠：改革年代的中央—省关系
小结
第四章 “行为联邦制”之下的自主发展：放权之后的江苏
调整发展战略
财政改革，改变投资模式和工业结构
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努力
政府企业家化和乡镇企业
小结
第五章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政府间放权下的浙江
商业传统及其对现代浙江的影响
政府间放权下的政策调整
财政放权和投资模式的变化
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发展
国家扶持与非国营部门的成长
温州模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小结
第六章 强制和政策实施：政府间再集权下的广东
广东“地方主义”的形成
后毛泽东时代广东的“地方主义”
广东的“地方主义”：超出界限
对广东“地方主义”看法的改变
反对广东“地方主义”的运动
干部任命制度的局限性
在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上先行一步
小结
第七章 集体谈判与中央—地方互惠：“行为联邦制”中的省际联盟
省际联盟形成的制度根源
中国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
作为联盟的经协会：与中央的集体谈判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构建省的活力
小结
第八章 中国“行为联邦制”的未来
省：不确定的期望
“行为联邦制”的动力
作为半独立单位的省政府
“行为联邦制”的制度化：一种政治解决方案？
中文版序
东方出版社决定把本书译成中文出版，我本来有些迟疑。尽管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一直是我的重点研究兴趣，但这项研究从开始到出书再到现在已经有二十来年了，很多方面的经验材料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又因为是翻译，不能对经验材料做任何更新，我不知道其价值如何。为了配合翻译工作，我又对自己的旧作认真阅读了一遍，自己觉得还是有些价值的。当初作这项研究的时候，重点并不在呈现经验材料，而是利用当时所能得到的经验材料来阐述和解释中央—地方关系。并且从今天看，我自己的一些观察仍然有效。这里借中文版出版之际，结合近年来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变化，再来阐述一下中央—地方关系对整个国家改革变迁的关联性，或许对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央—地方关系有所启发。
中央—地方关系的历史视角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的动力都非常重要。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改革的动力，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定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是高度依赖于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尽管被西方称为“极权主义体制”，但国家的权力结构实际上还是分散的。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体制改革，都从中央—地方关系找到突破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放权运动。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会不断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为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的时候，他势必发动放权运动。动员地方力量也是毛泽东这两次放权运动的政治策略。当时，不仅省委书记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就连县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的关注对象。和地方联盟来克服中央官僚体制的阻力，是毛泽东所使用的有效方法。不管人们对放权运动作如何的评介，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地方改革和发展动力。
邓小平时代也是经历了两次大的放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放权到企业。这种理想的实现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放权于是成为当时的政府的改革策略。城市既得利益比较稳固，政府就先开始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放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像“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放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放权发生在其南方讲话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因为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又表明政治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个困局，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方讲话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方讲话之后的大规模的放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方讲话中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地方的改革创新与“行为联邦制”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首先从地方开始的，先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适当的“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继而推广到全国。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政治改革（公推直选），等等。
中国的地方领导人是最具有改革动力的。很多年来，地方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批评对象，地方专制、腐败、黑社会化等不同程度地弥漫于各个地方政府。这些现象也是
被证实的。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干部想有所作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很多地方发展模式大都来自于地方官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是一线政府，政府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必须要有所创新来应付或者解决问题。作为一线干部，地方官员了解社会，也并不缺乏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者，地方创新也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地方干部必然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改革的问题。一个地方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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