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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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般认为，日本人掌握汉语比较容易，而中国人学习日语，也比学习其他语言轻松。其主要理由是，两国都使用汉字，许多汉字词是相通的。然而，这种情况只是最近百年才形成的。因为，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时期开始努力引进西方文明后，曾应用汉字词创造出许多对应西方语句、概念的译词，而这些译词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入中国，并融入汉语。
如果换一个角度，不妨说，日语在明治时期的上述变化是与引进（新创）汉字词汇并行的，因而使同时期包括汉语在内的东亚各国语言甚至思考模式为之一变。中国近代学术史大家桑兵教授曾把中国引入日本创制的译词后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议论问题，口中语音无疑是汉语，但语词却来自日语，而贯穿这些语词的则是西方思考方式。由此可知，明治日本创制的译词对中国影响之大。不过，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的？具有深厚底蕴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因应属于不同体系的西方文明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抛开日语的媒介作用就难以回答。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京都大学据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第一研究组（召集人为石川祯浩教授）曾组织“现代中国文化的深层构造”研究，其中一环为由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主持的“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会（2008年4月至2011年3月）。本论文集即该研究会的成果，所收各文围绕西方概念的译词（新汉字词汇）在东亚发生和传播的背景及意义展开探讨。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称“人文研”）曾在狭间直树教授主持下以“梁启超研究——其以日本为媒介的近代西方认识”为题组织过研究会，主要探讨梁启超一生丰富而复杂的活动中为中国注入西方思想及其与明治日本关系的部分。该研究会始于1993年，为时四年，其成果曾结集出版（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 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中文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12年修订再版）。与此同时，研究会部分成员还在岛田虔次先生指导下翻译了《梁启超年谱长编》，其日文译注本也在2004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这一系列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梁启超本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西方思想以日本为媒介向中国传播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呈现出广泛活跃的局面。当然，此前也曾有学者指出日本汉字词汇（日语著作）对中国的影响，但其所论，在1980年代以前，大体以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版，1970年）和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980年）为据。而上述“梁启超研究”的成果则呈现了日本影响中国的诸多具体方面，打破和超越了此前的局限，反响极大。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和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 Fogel）就受此影响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在法国加尔西（Garchy）和美国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主持召开有关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其直接反响之一。恰在同一时期，有关产生于西方的语词、概念、学说、言论等向近代中国（东亚）传播的研究，在沈国威、刘禾（Lydia Liu）、金观涛、邹振环等推动下深受学术界关注，以近代东亚为对象的“概念史”研究由此迎来鼎盛时期。而“梁启超研究”无疑是其发端之一。
我们这次组织的“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尽管课题设想及成员都部分地继承了“梁启超研究”，但绝非其单纯延续。“梁启超研究”致力于探索梁流亡日本时所接触的各种西方学说、思想、概念的来源（即日文著作的蓝本）；而此次则侧重诠释东亚传统文明体系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接触和融合在文明史上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包括重新审视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以及江户末期传至日本的介绍西方的中国书籍的影响）的过程。梁启超曾在其间留下清晰足迹，自然应继续予以充分关注；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知识分子在理解近代西方、翻译西方文明的关键性概念和思想时，他们原有的知识及学养（很大程度来自儒教）曾发挥怎样的作用？日中两国是否存在差异？显然，此类问题无不属于思想史研究范围。
有鉴于此，我们这次的研究并不采用“词汇史”研究——利用近年日渐充实的数据库来检视某语句或词语何时出现、使用频率如何——的方式。因为，这类研究在“国语学”“语言学”领域已达到相当高水准，史学家趋步其后也难有更大收获和贡献。再者，搜寻某词何时开始使用当然有其意义，但我们并不单纯地据此认定有关事物即开始于此，而是要思考如下问题，即该译词（或概念）是在怎样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即使其为日本和中国共同拥有，在文化、政治背景迥异的情况下，两国在理解同一概念时伴随着怎样的偏向或差异？所以，贯穿我们研究的是如下假说，即“东亚文明圈”是伴随着这种偏差和差异而在整体上回应和顺应近代西方文明所形成的。
下面简要介绍本书所收十二篇论文的内容。
（1）狭间论文探讨的是西方近代思想具有标志意义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其翻译（中江兆民译《民约译解》），是本文集的总论。《民约译解》的特点在于，它是未采用当时尚不固定的“新汉字词”而获得成功的汉译。狭间通过分析兆民选用旧有汉字词翻译卢梭该著的意图后指出，兆民坚信拥有丰富词汇的汉文足以翻译西方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儒教）的积极部分具有约束君权的本质，而兆民对此把握极其准确。在此基础上，狭间还详细探究明治、清末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契约论》译本，并具体提示了当时人们是如何理解这部名著的。
（2）高柳论文围绕日本和中国最负盛名的翻译家即中村正直和严复都曾翻译过穆勒著《论自由》这一点展开论述。只不过，该文并非对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做单纯比较，而是将两种译本分别置于和译者其他代表性译著及著作的关系、脉络中进行分析，从而探讨《论自由》的意义。比如，高柳认为中村正直的《西国立志编》并非否定旧有价值观（即儒教价值观），而严复则在其《救亡决论》一文中对墨守名教表示疑义，而这则是二人翻译《论自由》的背景和目的所在。此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3）李冬木论文以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共通时代思想即进化论（社会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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