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4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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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烟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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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那份电报稿几乎发不出去，电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并没有发现那个地名，在这之前，也看过一般的西班牙行车地图，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马德里电信局的人说，试试看，发给村庄附近大约在六十公里距离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转过去。那发电报的人问我怎么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说那个山区，是我朋友的故乡。
　　于是，就那么发了电报：“邦费拉达城附近小镇德尔・席。洛贝斯家庭收。”内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旅馆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玛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与在马德里停留的我连络。
　　说起来，当年在沙漠结婚的时候，夏依米还是我们婚礼时签字的证人。西属撒哈拉结束占领之后，这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因为谋职不易，搬了许多次家。最后搬来加纳利群岛时，我的丈夫荷西已经过世七个月了。无形中，巴洛玛和夏依米成了亲密的家人，逢年过节总是一起度过。那时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们和我都是酷爱那片土地的人，相处起来，总有一份乡愁和伤感可以了解。而，离开沙漠之后的几年，好似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加倍艰难。夏依米一直没有持续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们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一九八二年由台湾回到加纳利岛家中去时，邻居们一个一个奔来告诉我，说巴洛玛病重，眼睛瞎了，双腿麻痹。夏依米匆匆跑来拜托邻居转告我，他们无法再付房租，带着两个男孩子搬回西班牙本土，巴洛玛母亲有些祖产的小村落去居住了。而我们，平日是不通信的。
　　知道巴洛玛的情况之后，我提早离开岛上，飞去了马德里。赶去巴洛玛父母亲在城郊的花园房子，却发现那儿变成了土地，正在建公寓。
　　在出于实在找不到人的焦念心态下，发出了那封没有地址的电报。
　　第二日清晨，夏依米的长途电话就来了。他说次日一早开车来马德里接我，一同去乡下住几天。本来，那个叫做德尔・席的故乡，是巴洛玛每年孩子放暑假必回去度夏的一片梦土，照片里早已看过许多次，只是没有跟去过。这一回，想不到是在这种情形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时候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着，跟认识多年的老门房说，车子一来接，就得赶快帮忙放箱子。那个小旅社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绝对不可以停车的，一停警察立即会来罚。
　　算算车程，如果夏依米清晨六时由故乡开出来，中午一点左右便可以抵达马德里。我住的是老地方，朋友们都晓得的。
　　站到下午一点半，夏依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现，我就跑去搬行李，匆匆忙忙将东西塞进后车厢，跟老门房拥抱了一下，就跳上车去了。以为来接的只是他一个人，进了前座，才发觉巴洛玛半躺在后车厢。那部老破车子体型大，我从前座赶快爬过手排档的空隙，挤到前面去。
　　那么热的天气里，巴洛玛却包着毛毯，用大枕头垫着。我上去亲亲她的面颊，拉起她的双手，将它们放在我的脸上，轻轻的问：“亲爱的，看得清楚我吗？”说时湿了眼睛，可是声音是安静的。她不说话，只是笑了笑，剪得乱七八糟的短发梳也没梳，如同枯黄了的麦梗。想到当年我们在沙漠时一起用旧布做针线时的情形，我的心里升起一片沧桑。“带我出城去，快点，四周太闹了”。巴洛玛说。我在一个比较不挤的街角下车，买了一大口袋饮料、乳酪、火腿和面包，又上了车。夏依米说一路开车去乡下，七八小时的路，晚上十点可以到家了。巴洛玛一直拉住我的手，削瘦的面容使她苍老了许多。吃了一口三明治，说没有胃口，叫我接去吃，不一会，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后座，轻声和开车的夏依米说话。“怎么才离开你们不过五个月，病成这样了？”夏依米叹了口气，说：“查不出来，身体上完全健康。焦虑太久搞出来的，你知道，失业都快两年了。”我深知巴洛玛的性格，在沙漠时好好的人都在随时神经紧张的等待一切灾祸――她想象出来的。这两年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天天迎接一个找事无着而回家的丈夫，必然承担不下。
　　“怎么发生的？”我悄声问。
　　“福利金停了，积蓄眼看快要贴光，她天天在家发脾气。有天打了孩子，自责很深，到下午说一只眼睛看不清楚。过了几天，我又没找到事，回到家看见她在地上爬，问她怎么了，说腿没有知觉，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将她送到医院去，从此就不肯讲话，也不吃，也不问孩子，拖了一个月完全查不出毛病来，实在撑不下去，就下决心搬回故乡来。”“有没有再找事？”我问。
　　“也是在找，她要人照顾，孩子的饭我得煮，得去城里找，村里没有事情好做。”说着夏依米突然泪如雨下。我快快回头看了巴洛玛一眼，抽了一张化妆纸递上去，夏依米很大声的擤鼻涕，吵醒了巴洛玛。
　　“我们在哪里了？”她问，看看窗外烈日下一片枯干的大平原和不断出现的古堡，跟她说，还在加斯底亚行政区里面开呢。加斯底亚的意思，就是古堡。
　　巴洛玛要起来，我用身体斜过去给她靠着。她说要看古堡。“你看！亲爱的，你的眼睛没有瞎，是心理上给关闭住了，乖！你靠住我，试一试，去看。”我摸摸巴洛玛的头发，在她耳边说。“看不见。”说完这话又要躺下，我用枕头垫着膝盖，给她枕着。“你住多久？”巴洛玛突然张开眼问我。“高兴我住？”
　　我问。她点点头，将脸侧过一边去，慢慢流下了眼泪。“我来，给你剪头发，洗小孩，煮中国菜，然后说话，讲我们的沙漠，还有台湾……。”我替她擦眼泪，又轻轻的说。
　　“那你住多久呢？家里房间好多。”巴洛玛问。
　　不敢讲台湾学校就得开课，要赶回去。也根本没讲决定回台教书的事。我说住一阵再讲。
　　我们由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部开。在我的观点里，阿斯都里亚的山区是人间少有的一片美土。大学时代复活节春假时，开车去过。也是在这一个山区里，看过一次成群飞跃的野马，在长满着百合的原野上奔跑。那一幅刻骨铭心的美，看了剧疼，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再也无法忘怀的地方，今生这才是第二次回去。
　　“这一回，可以看到强尼，还有那个神父了！”我说。强尼是一个白痴，在村里面做泥土帮工。神父是神父，村落教堂的。这两个人，是巴洛玛多年来一再讲起的故乡人。巴洛玛讨厌村里其他的人，说他们自私、小气、爱管闲事又愚昧保守和长舌，她不跟他们来往。只这两个人，白痴心好，神父谈得来，是巴洛玛所挚爱的。她最恨村里的寡妇，说她们是巫婆变的，一生穿着黑色衣服还不够，总是包着黑头巾，老在窗口阴沉沉的偷看别人，而寡妇又偏偏好多个。
　　其实，巴洛玛的父母家原是好的，父亲是空军少将，母亲是一个画家。巴洛玛也学画，师范毕业了出来教小学生的书，十九岁那年认识了孤儿夏依米――在马德里的一个教堂聚会里，没多久就嫁了。夏依米没有一计之长，做的是行政工作，婚后连着生了两个孩子，日子一向艰难。直到去沙漠做了总务方面的事情，才算安定了几年。这一回，贫病交集，出于不得已，才回到父母度夏的故居来――那个一到冬天就要被雪封去通路的小村。
　　说起白痴强尼和神父，巴洛玛噗一下笑了。说强尼分不清时间，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等我去。强尼不是西班牙名，是有一天白痴看见电视里有一个美国兵叫这个名字，他就硬要别人也叫他强尼，如果再叫他“璜”这个本名，就在村里拿了砖头追着人打。
　　讲起村里的事，巴洛玛话多了些。我说那些寡妇们怎么啦？巴洛玛哈哈笑起来，接着突然指着我身上披的一个花绸西班牙披肩说：“你穿这种颜色的东西，她们马上骂你。不要跟她们讲你的事，不要理她们――。”
　　她不自觉，夏依米和我吓得跳起来――巴洛玛什么时候看得见我的颜色了？！她根本没有瞎，她是要瞎就瞎，要不瞎就不瞎的。视神经绝对没有毛病，是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造成的自闭。夏依米两年多的失业将她搞出来的。
　　“你看见我了？看见了？”我用力去掐巴洛玛的肩，拚命摇她。
　　“啊，啊――”她不承认也不否认，歇斯底里的用手来推我，然后一趴下来，又不说话了。
　　“妈妈爸爸呢？”我又趴上去跟夏依米讲悄悄话。“爸爸在马德里心脏开刀，不要告诉她。”当然是认识巴洛玛全家人的，她的母亲是一个慈爱又有风韵的女人，巴洛玛不及妈妈，每天乱七八糟的也不打扮自己，可是她的家仍是极美的，她爱打扮家庭和做蛋糕。我的结婚蛋糕当年就是巴洛玛做的。因为太敏感，不会出来做职业妇女，人也心气高傲，看不顺眼的人，一句话都不讲，看顺的，就把心也给了人。
　　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个样子，一颗一颗垂在车窗外，辽阔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产生那熟悉的疼痛。对于西班牙这片土地的狂爱，已经十七年了，怎么也没有一秒钟厌倦过它？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答案。
　　气温开始变了，一过“加斯底亚”，那夏日的炎热便也退去，初秋的微凉，由敞开的窗口吹进来。
　　巴洛玛好似睡去。夏依米又要我做了第七个厚三明治。他已经很胖很胖了，也不高，都九十六公斤了，还拚命吃。那种吃法，使人觉得他是个自暴自弃的家伙，很不快乐的胖子。将吃，当成了一种生命欠缺的唯一慰藉。
　　经过了拍电报上写的小城“邦费拉达”，看见火车站边堆着煤山，相当闭塞的一种冷静，罩着没有一切活动的城市。
　　民风保守又沉闷，是我的印象。夏依米每天就开车来这里找事，而事情不可能太多的。这个城的经济，可能是守成多于开发，一看就猜到了。城内餐馆不多，表示人们不大出来花钱。倒是药房，看见好几家。
　　穿过了城，我们弯进了一条柏油公路，小的，两旁全是大松林。车子开始爬山，山下小城的灯火，暗暗淡淡。山区里，东一盏西一盏灯，距离得那么远，使人觉着夜的寂寞和安详。可是毕竟是寂寞多了太多。
　　又开了四十多分钟，来到一个小桥边，车子向左一转，柏油路面结束了，真正的泥巴路加上大石头，颠醒了又不说话的巴洛玛。她坐起来，靠在我的身上，用手摸索，摸她的毛线披肩。她用摸的。
　　“教堂到了。”巴洛玛说。“你看到？”“不，我知道。从小在这里度夏天，我知道。”黑暗中，黄泥巴的老教堂没有一丝灯火，坟地就在教堂旁边，十字架成排成排的竖着，不知名的大树哗哗的在风里乱摇。车灯照过的一幢又一幢老破房子全很大，上面住人，下面住牛马，那股味道，并不讨厌，很农村味。
　　孩子和白痴，就站在路边一个交叉口等着。看见那两个长高了的身影，我的心又痛起来。当年小的那个费南度，我们叫他“南”，总在沙漠里骑在我先生荷西的肩上，那时他才二岁多。而今，一个高高瘦瘦的长发大眼少年在车灯下静静的站着。也不迎上来。
　　“南――。”我向他叫了起来，他抿抿嘴，不动。倒是那个微胖的哥哥叫西撒的，喜出望外似的一脸傻笑冲向车子。
　　我要下车，夏依米也不停，说家还要得开山路上去。我说孩子呢？叫他们上车，还有强尼。说时，那等的三个根本不走山路，斜斜的向树林里爬，抄近路跑了。
　　这是巴洛玛乡村的家，白白的竹篱笆后面，是一个大院子，三幢有着厚木窗的尖顶小房子，建在院子的坡上。院内野花遍地。一盏小灯亮着，恰好射在一树结实累累的苹果树上。
　　我下车，动了一下僵硬的脚，白痴不上来打招呼，抢着行李就走，也不敢看我。夏依米下了车，将巴洛玛抱起来，用毯子盖好，送进了一幢小房子的客厅。
　　是夏天，可是山区凉，白痴拿个大锯子进来，又没锯什么，对着壁炉挥了挥，这才出去抱了一堆柴进来。“巴洛玛，我们煮好了一锅马铃薯给ＥＣＨＯ吃。”大的那个西撒奔到厨房去。这家人，只叫爸爸，不叫妈妈的――除非是在生气。孩子一向叫巴洛玛的名字，叫得那么自然又亲爱。
　　两个孩子脸上都是泥巴，衣服也脏，倒是那个家，火炉一点上，四周的艺术风味――巴洛玛的风格，全显出来了。“我来弄。”我快速进了厨房。开始煎蛋。南没有说什么，在身后围上来一条围裙。我忍不住转过身去，抱住了他。“乖不乖？”我说。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有一份比年龄长了太多的痛。我亲亲他，拍了南一下屁股，催他开饭去了。
　　三幢小屋，巴洛玛说另外两小幢也是空的，随我住。我挑了孩子们的阁楼。南和西撒挤一个床，另外一个床分给我。我们仍然住同一幢。那天太累了，碗也没有洗，就上床了。夜很静，风吹过山冈，带来呜咽的调子。院子里不时有声音，砰一下砰一下的发出声响。我问孩子，那是什么，他们说是苹果在掉。
　　黑暗中，西撒问我：“荷西的鬼来不来看你？”我说来的，偶尔来。我问西撒：“妈妈怎么了？”西撒说：“我们快要没饭吃了，爸爸有一天说银行还有六万多块（台币两万块左右）。巴洛玛马上出去找事，去推销花被单，去了一天回来，没有卖掉一块。后来，她慢慢病了，瞎了，也不会走路，我们就搬回来这里了。”
　　夜，阿斯都里亚的夏夜，有若深秋似的凉。我起床给孩子掖好毯子，叫他们睡了。阁楼上的斜窗看出去，山峦连绵成一道道清楚的棱线，在深蓝色的穹苍下，也悄然睡去。
　　苹果树下的小桌子边坐着南和西撒，南耐心又友善的在考哥哥：“那么，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又包括哪几省呢？”西撒乱七八糟的给答，连北部的省也搞到南部去了。
　　我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淡淡阳光透过树梢，金钱斑似的光影落在两兄弟的脸上。西撒已经留级过一年，跟南同班了，今年又是四科不及格。山区的小学不在附近，要走一个多钟头的路才能到，眼看九月下旬要开学了，西撒的补考还不知过不过。
　　洗好了碗，我跟巴洛玛说，我们去院子里晒太阳，夏依米马上过来抱她，我向他轻轻一摇头，两人蹲下去架巴洛玛，不用抱的。巴洛玛的脚没有力，可是拖着也拖了几步。
　　“啊！巴洛玛走路了。”西撒睁大了眼睛微微张着口。
　　“我累。”巴洛玛讲完就躺下了，躺在一张长椅上。
　　家在村落的最高处，邻居用斜斜的屋顶层层节节的迤逦到小坡下。天那么高，远山的松林里冒着一串黑烟也没将天染灰。院子里烂果子掉了一地，花是野的，自己会开，老狼狗懒懒的躺着，也不理人。是老了，沙漠里抱来喂的，许多年来巴洛玛不肯弃它，带来带去的。
　　“有没有看见光？”我将巴洛玛的脸轻转一下，叫她对着太阳。“有，感觉亮。”我跪下去，拿一枝树枝看准巴洛玛脚底中枢神经反射的位置，用力给她刺下去。她没有叫痛。“南，去拣石头，比你拳头小的，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种。”小孩立即跑开了，一会儿抱了一小堆回来。“你把我做什么？！”巴洛玛问。“撑你站起来。”我把石头放在地上，弯身抱她，小孩也来帮忙，撑住巴洛玛叫她站在石头上。才一上去，她就喊起痛来。“我看不见的！ＥＣＨＯ，为什么弄痛我？放我去躺呀！我看不见――”“西撒，去压巴洛玛的肩。”这一下，她狂叫起来，两手向空中抓。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神父推开院子进来了。
　　“贝尼！来帮忙！”我向他喊过去，也没介绍自己。我们当然知道谁是谁了。巴洛玛痛出了冷汗，我不忍心，扶她躺下，叫神父用树枝压她中枢神经反射的地方。那时夏依米从坡下上来了，抱着一手臂的硬长面包。“好，你做。”贝尼就让给夏依米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做什么了，台东吴若石神父的治疗法其实去年就彼此讲过了。巴洛玛在寂静的院子里哀叫。
　　我和贝尼对看了一眼，笑笑，我向屋后的大树林偏一下头，说：“我们去散步？有话问你。”我们走了，听见巴洛玛在跟南说：“你跟在他们后面远一点，一有村子里的人走进树林，就吹口哨，叫神父跟ＥＣＨＯ分开走，去――”贝尼气狠狠的说：“这些死保守党的活寡妇，连巴洛玛跟我多讲话，村里人都会乱猜――”我笑了，踩着叶子往森林里去。
　　“他们怎么生活？”我问贝尼，开门见山的。
　　“房子不要钱，你也知道。牛奶嘛，我父亲每天会留一桶给孩子，蔬菜有人拿去的。他们买面包，还有鸡蛋，不吃肉，孩子念书不用钱――水电要付，两个月收一次，唉――。”贝尼叹了口气，掏出一支烟来。“你知道，我要回台湾了，巴洛玛只有请你多照顾了，很对不起――”我很挂心，放不下这家人。
　　走出了林子，另一个山谷出现了，那一幅一幅田野，如同各色的棋盘，梦一样在眼前展开。贝尼跳起来，往栗子树上拉，我们剥掉青栗子的芒刺，就生吃起来。第一次才见面的，却十分自然而友爱。
　　“村里一共几个人？”我说。“三十几家，五十多个吧！年轻人都走了，田产不值钱，活不下去。”“望弥撒的多不多？”“星期天早晨全会来。你知道巴洛玛和夏依米最恨教堂，说是虚伪。她不来的，小孩也不来，可是她又是有信仰的。”“虚伪吗？”我反问。“村里人的确虚伪，上教堂来坐着打瞌睡，讲邻居坏话，这是一种习惯，不是信仰。”“你到底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里做什么？”贝尼笑了笑，说：“做神父啊！”那副神情，十分淡漠。他是因为家贫，自小送去小修院的，是母亲硬送进去的，就成了这一生。“可以再多做一点事？”我说。他笑笑，说：“人们不大需要我，临死的时候，才想起来要一个神父，平日要的是面包。这东西，我自己也要，一份薪水养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弟妹，你说我们在吃什么？”我不说话。贝尼又说：“有几个月，我去城里做兼差，主教知道了，说要对教区专心些，后来只有不去上工，才不讲了。”我知道，贝尼一个月所得的神父薪水不多，巴洛玛告诉我的。他也养家。村里没有人给教堂奉献的。
　　附近有牛铃的声音，南的口哨是把手指放在口里吹的那种，尖锐而急切的传过来。贝尼一低头，匆匆走了。中午吃过马铃薯饼，我说要进城去买东西。巴洛玛要跟，夏依米脸上很快乐，傻子似的。巴洛玛被我们架上车，她自己走的，很吃力的走，神经质的笑个不停。
　　那天进城有如提早过圣诞节。火腿、香肠、腊肉、乳酪、蛋、冰淇淋，还有糖、油、酱、醋、咖啡、茶、面粉、毛衣一大车装回来……。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晚上开了一桶酒，强尼喝醉了，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风笛叭叭叭的吹个不停。“我们去教堂玩，我们去坟场看鬼火，走嘛走嘛――”巴洛玛叫起来，我们拿毯子把她包扎好，抱着，开车往坡下冲，一路叫下去，村里早睡的寡妇一定吓死了。
　　“小时候，我们四个姐妹就坐在这一条条板凳上打瞌睡，有一回板凳突然垮了，我跌得四脚朝天，妈妈立即上来打，口里念着圣母马利亚、耶稣基督、天啊！巴洛玛，你的内裤给人看见了啦呀――”巴洛玛在教堂里大笑个不停。幽暗的教堂只有一盏油灯点在圣母面前。我跪下去，急急的祷告，很急，因为白痴在拉人的辫子，不给安静。一直向圣母喊――继续叫巴洛玛看得见，她又看见了，天呀！不要叫她再关闭自己了。行行好，给夏依米一个事情做吧。
　　贝尼看见我们吵闹，也没说圣母马利亚会生气，一直要锁门赶我们出去，说吵醒了村里的母亲，会责骂他的。于是我们抱起巴洛玛去了墓地。
　　墓地是全暗的，那些大树给风刮着，叶子乱响。巴洛玛就说：“你看，墙上有一片磷火，是坟场里的泥巴砌的墙，我的祖宗统统躺在里面，有没有蓝火？有没有？”我专心去看，什么也没有，可是那风的声音太怕人了。就在这时候，白痴手上拿的风笛叭一下又响了，我们哇的叫起来往车里跑，丢下了巴洛玛。她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喊救命。
　　家里的必须用品又去城里买了一满车，都是可以储存的食物。那几日，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松了。巴洛玛也不要人抱，每天撑扶在火炉边压她的中枢神经。孩子们睡下时，我们在深夜里起火，围着壁炉说话，神父和白痴还有老狗，照例是在的。问巴洛玛眼睛怎么了，她说看得见人影和光。那一阵，她有时很疯狂的笑闹，有时闷闷的坐在门槛上用手剥豆子。
　　“这么破费，总是叫我于心不安的。”她说。
　　“万一老了，还不是来跟你住，别讲啦！”我给骂一句过去。
　　说到这里巴洛玛突然喊了一声：“这种无望的日子，要到哪一天？冬天大雪封路，孩子不能上学几天，他们的教育――。”说着说着，扑到膝盖上去，豆子撒了满地。而天气的确已经凉透了，暑假也快过去。
　　只要那天巴洛玛哭过，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站起来，只是不响。上厕所也不叫人，用爬的去浴室。
　　黄昏时我出去散步，村人怀怀疑疑的看我，一些恶狗跳出来作势要咬。村人看上去很闷，都是些老人。我走过，一位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从家里出来，说是巴洛玛的姨婆，硬拉我进去吃自己做的香肠，又问巴洛玛的病，然后叫我告诉巴洛玛，明天姨婆要去看她。
　　“她来做什么？把门锁上，不给她进来。”巴洛玛发怒的叫：“这种样子，谁也不给看，没有看过瞎子和失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答应她，姨婆来只我出去应付，这才不闹了。巴洛玛不肯见人，除非是她信任的。
　　我们散步，总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巴洛玛一手挂住我，一手撑一根拐杖，走几步就休息，一直可以走到树林后面的山冈上去看谷里的平原。她看不清，可是能看。那时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
　　姨婆叫我拿几颗大青椒给巴洛玛，我收下了，又拿了另外一个老婆婆的包心菜。老婆婆怎么也弄不清我的名字，姨婆告诉她：“就是跟电视广告上冲牛奶的那种巧克力粉一个发音，叫ＥＫＯ，懂了吧！ＥＫＯ、ＥＫＯ！”
　　等我喝完了咖啡提着菜往家里去时，那个老婆婆追出来，狂喊：“喂！你，那个叫什么来的，对――啦――雀巢咖啡――再来玩呀！”
　　那个晚上，讲起这个故事，大家笑得呛出了泪，只有白痴强尼不懂，可是他看见巴洛玛笑得叫肚子痛，就欢喜得一上一下的跳。
　　许多年了，没有那么狂笑过，笑着笑着夏依米、巴洛玛和神父的表情，都很伤感，才知这三个人，在乡居生活上实在是寂寞的。村里人，不是坏人，根本不是，他们懂的东西，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我讲美国人上了月亮，他们也是拚命笑，哪肯相信。
　　夏日已经快过去了。火烧山是第一天到村里就看见的，烧了十天，大家就看看，也不急的。
　　白天的阳光下，都穿了毛衣了，站在院子里看那股越烧越近的大火，浓烟升得很高，蔓延成十几道火了。“还不救！”我说。夏依米望着望着，说：“等一下去敲钟吧！要烧过来了。”巴洛玛一直十分泰然，她说她家没有森林了，烧也不是她的事。
　　“村里都是树――”我也不敢吓她，可是怕大火来烧屋子。
　　黄昏时分的火光在暮色里冲出来了，村庄下的一口钟这才、的敲得紧急。空气里，满天落尘飘下来，我们退到屋子里去。关上了门窗，将巴洛玛安顿好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看见出来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还算中年。夏依米的膝盖在两年前开过刀，里面有钢钉的，又胖，去了也没有什么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铲子和锄头，觉得这些工具对待大火实在太弱了。就算去挡，只得二十几个人。
　　我呛着烟尘跑回去看巴洛玛，她一个人把睡房的门锁了躺在床上。“看见南和西撒没有？”我问她。“没有！好一会不见了！”巴洛玛开始摸她的毛线披肩，急着要挣扎下来。“我去换球鞋，你留着，我跑――。”我脱掉了靴子，叫了一声：“把门关好、当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见直升机在转，也看见邻近山区的人三三两两的低头往火光处跑。寒冷的夜里，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烧到泥巴路那个小桥边来了。
　　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着，才看见原来有开山机一样的大机器在压树林，大约两百多个人用各种方法锯火巷。那些人的身边，不时落下燃烧着的小火枝。火光里，每个人都被衬成黑纸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动着。
　　“南――，西――撒――”我放开喉咙向人群里喊。烟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呛，锯一回树就奔到路上来喘气。恨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来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来，不敢入火林去。
　　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一根大棍子，说：“你守路这边，有小火种飞过来，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树枝着火，那些顶端的不可能够得到，路边的小火也来不及打。女人们也来了，我们在这边打大，男人深入那边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总没有回音。火，带着一种恐怖的声音，急惶惶的吞过来。
　　“林务局是死人呀！怎么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么没有，十几处在一起烧，他们来不及！”
　　一面骂一面打火，等到烧得最剧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对烧过去，那条火巷才隔出来了。
　　夜深了，村里的女人，对着自己烧焦的树林，嚎啕大哭起来。
　　想到巴洛玛一个人在家，丢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来了，已经深夜两点多，孩子没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玛也不哭，就这么一句。说时两张乌黑的脸就那么进门来了。我走上去，捉过来就打，头上身上给乱打，打完这个追来那个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头蹲着。
　　那个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阁楼上的南，悄悄问我：“ＥＣＨＯ，你什么时候走？”我说过几天。他又说：“如果巴洛玛死了，你来不来带我和西撒一起去台湾？”我跑过去，将他连毯子一起抱在怀里，下巴顶住他的头，不说什么。旁边睡着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烟味。
　　“接是快乐的，送人没有意思，我坐火车走。”我说。
　　巴洛玛不讲话，那天她一直没有讲话，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要我带走。又写了生辰八字，说平日不通信，这回到中国，一定要给算个命用西班牙文写来。
　　讲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赶火车去马德里。然后我飞瑞士，回台湾了。
　　那个晚上，其实没睡。将孩子的衣服、裤子都修补了一下，给厨房悄悄打扫干净，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回房数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签好字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
　　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的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
　　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的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着，没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来。
　　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没动。
　　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的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
　　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我下车，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们很自然的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的散步。他反反复复的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的应着。天那么凉，铁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的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
　　“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
　　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
　　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ＥＣＨＯ，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哎！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了。
　　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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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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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里面的一个独立房间。所谓学生村，是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错落的建筑在一个近湖的小树林中。
　　是以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进入西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在与学校当局面谈之后，一切都似可通过了，只有语文一项的条件是零。学校要求我快速的去进“歌德语文学院”，如果在一年内能够层层考上去，拿到高级德文班毕业证明书，便可进入自由大学开始念哲学。而宿舍，是先分配给我了。
　　“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种性质，大半以文化交流为主，当然也可学习德文。在德国境内的“歌德”，不但学费极为昂贵，同时教学也采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课五六小时之外，回家的功课与背诵，在别的同学要花多少时间并不晓得，起码我个人大约得钉在书桌前十小时。一天上课加夜读的时间大约在十六、七个钟点以上。当然，是极为用功的那种。别的同学念语文目的不及我来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亲伏案工作来读书的孩子。在这种压力之下，心里急着一个交代，而且，内心也是好强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课和作业一定要得满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读三个月之后，学校老师将我叫去录音，留下了一份学校的光荣纪录；一个三个月前连德语早安都不会讲的青年，在三个月的教道训练之后，请听听语调、文法和发音的精华。那一次，我的老师非常欣慰，初级班成绩结业单上写的是――最优生。
　　拿着那张成绩单，飞奔去邮局挂号寄给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气里，寄完了那封信。我快乐得流下了眼泪，就是想大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当然这里又包含了自己几乎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点物质享受，也没有一点时间去过一个年轻女孩该过的日子，而感到的无可奈何与辛酸。那三个月，大半吃饼干过日的，不然是黑面包泡汤。
　　也不是完全没有男朋友，当时，我的男友是位德国学生，他在苦写论文，一心将来要进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变的，这是后话，在此不说了。
　　在德国，我的朋友自律很严，连睡眠时枕下都放着小录音机，播放白日念过的书籍。他说，虽然肉体是睡了，潜意识中听着书本去睡，也是会有帮助的。他不肯将任何一分钟分给爱情的花前月下，我们见面，也是一同念书。有时我已经将一日的功课完全弄通会背，而且每一个音节和语调都正确，朋友就拿经济政治类的报纸栏来叫我看。总而言之，约会也是念书，不许讲一句闲话更不可以笑的。
　　约会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虽然同住一个学生村，要等朋友将他的台灯移到窗口，便是信号――你可以过来一同读书。而他的台灯是夹在书桌上的那种，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讯号。在那种张望又张望的夜里，埋头苦读，窗外总也大雪纷飞，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没有亲人，那种心情，除了凄苦孤单之外，还加上了学业无继，经济拮据的压力。总是想到父亲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块块面包吃下去，等于是喝父亲的心血，如何舍得再去吃肉买衣？总是什么物质的欲望都减到只是维持生存而已了。
　　因为初级班通过的同学只有四个，而其他十一个同学都不许升班，老师便问我想不想休息三个月。他也看见我过度的透支和努力，说休息一阵，消化一下硬学的语文，然后再继续念中级班是比较合理的。
　　听见老师叫我休息，我的眼泪马上冲出来了。哪里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费有限，不念书，也得开销，对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对父母又如何去说？于是我不肯休息，立即进了中级德文班。
　　中级班除了课本之外，一般性的阅读加重了许多，老师给的作业中还有回家看电视和阅报，上课时用闭路电视放无声电影，角色由同学自选，映象一出来，我们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着剧情讲德文配音――这个我最拿手。
　　“听写”就难了，不是书上的，不能预习，在一次一千多字有关社论的报纸文字听写考试中，一口气给拼错四十四个字。成绩发下来，年轻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学便很悲伤，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进门摔下考卷便大哭起来。那一阵，压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绩，发现不该错的小地方都拼错了，便责备了我一顿。他也是求好心切，说到成绩，居然加了一句――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连字都不会写。
　　听了这句话，我抱起书本，掉头就走出了那个房间。心里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回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裤被雪湿到膝，赶快脱下来放在暖气管上去烤。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将头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窗外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着一只猫头鹰，我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对于这种鸟的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欢。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上学时，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个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等到进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多少总渗进了雪水。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种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胸怀的痛哭起来。
　　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圣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约好，合出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穿过东德境内，到西德汉诺瓦才分手，然后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国，车子由我开到西德南部一个德国家庭中去度节。我们讲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动身。那时，由西柏林要返回东德去与家人团聚的车辆很多，边境上的关口必然大排长龙，别人是德国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国的人，那本护照万一临时在关卡不给通过，就穿不过东德境内，而坐飞机去，又是不肯花机票钱的。
　　为了这事，那位与我同搭车的法国朋友心里有些不情愿，怕有了临时的麻烦，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坚持在旅行之前，我应该先跑到东柏林城那边的东德政府外交部去拿过境签证。如果不给，就别去了。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那张飞机票钱才弄出这么多麻烦的。
　　米夏埃不常见到我，总在门上留条子，说如果再不去办，就不肯一同开车去了。我看了条子也是想哭，心里急得不得了，可是课业那么重，哪有时间去东柏林。课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实在没有时间，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如何去办手续？
　　心里很怕一个人留在宿舍过节，怕那种已经太冷清的心情。“中国同学会”不是没有，可是因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国男朋友，加上时间不够，总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种不被认同的自卑心里，便很少来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子，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弄出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爱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许因为哭累了，睡过了头，发觉桌上的小钟指着十点，又急得要哭。抓了书本就往车站跑，跑的时候，鞋子一开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为坐骨的痛压到神经，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课是完了，赶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为何来，想成了呆子。站在车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车走过，都没有上车。
　　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没有再转车，摸摸身上的护照和二十块美金的月底生活费，将书在树丛雪堆里一埋，上了去东柏林围墙边，可以申请进去的那条地下火车。
　　柏林本来是一个大城，英美法苏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了它。属于苏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个城变为天涯海角，不过一墙相隔便是双城了。
　　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个关卡，如果提出申请，限定当日来回，是可以过去的。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可以过来。
　　那个车站是在东柏林，接受申请表格的就是东德的文职军人了。
　　我们的护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机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个小房间内去问，问什么我不明白。总之面露喜色的人出来，大半是准进东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来，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给钉着。
　　有人在专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护照的意义吗？”我说我知道。他听了便说：“那你为何仍来申请？我们不承认你的，不但不承认，而且你们的政策跟南韩一样。现在我正式拒绝你的申请。”我看了他一眼，站起来，取回了护照，对他笑了一笑，说谢谢。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
　　已经走出了门，那位军官是心动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说：“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块美金，参加有导游带的旅行团，我给你一个条子，这种护照也可以过去的。”
　　我说，我是要去你们东德的外交部，导游会放人单独行动吗？再说，十五块美金太贵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说完我没有再对那个人笑，就出来了。
　　决定逃学，决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给过去东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时间，突然出现了一大段空档，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买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没有去，就在那个车站里晃来晃去看人的脸。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线一样的感应，由一个人的眼里不断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会儿了，他还在看我。
　　等我绕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边时，那种感应更强了。一回身，发觉背后站着一位就如电影“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军官――当然是东德的。
　　“哦！你来了，终于。”我说。他的脸，一下子浮上了一丝很复杂的表情，但是温柔。“晃来晃去，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个密封的审人室，说：“他们不给我进东柏林。”我们又说了一些话，说的是想先进去拿过境签证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觉这个军官的职位和知识都比里面那个审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眼睛，这个人那里见过的？
　　事情很快解决了，台湾护照东德不承认，给发了一张对折的临时证。上面要写明身高、眼色、发色、特征等等――在填写特征时，我写：牙齿不整齐。那叫它通行证的东西是白色的。说要拍张快照，我身上没有零钱，那位军官很快掏出了钱。一下子拍出来三张，公事用了两张，另外一张眼看他放入贴心内袋，我没说一个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动，将眼光垂了下来。
　　排队的人很长，一个一个放，慢慢的。那位帮我的军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边，一步一步的移。我们没有再说话，时光很慢，却舍不得那个队伍快快的动。好似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心情，可是我们不再说话了。
　　等到我过关卡时，军官也跟了过来。一瞬间，已站在东柏林这一边了。凄凉的街上，残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换了一个时光，衣着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样了。“好，我走了。”我说。那个军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说了一句英文，他说：“你真美！”听了这句话，突然有些伤感，笑着向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说：“五点钟，我就回来。可以再见的。”他说：“不，你进入东柏林是由这里进，出来时是由城的另外一边关口出去。问问路人，他们会告诉你的。外交部不远，可以走去。我们是在这一边上班的人，你五点回来时，不在我这里了。”
　　“那，那么我也走了。”我说。
　　我们没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着。他，很深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那么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无力和悲伤。
　　就那么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问人，路上有围着白围巾的青年，一路跟着要换西柏林马克或美金，随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绝得难过。
　　都快下班了，才问到签证的柜台，也不存希望给或不给，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个离别时叫人落水的眼睛里。
　　是东德，在东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种梦境，很朦胧的倦和说不出的轻愁。那本护照――台湾的，就如此缴了上去。
　　看护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两下，就向身后的同事叫嚷，说：“喂！来看这本护照呀！蒋介石那边来的。”人都围上来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双眼睛里。随便人们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蒋――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叹了口气。
　　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当他说到这句话，我就自杀似的冲出了一句：“蒋介石，我还是他女儿呢！”“真的？！”对方大叫起来。
　　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陈、陈、陈……。“你说老实话哦！”他说。我不说话，只是笑了笑。那双眼睛，今朝才见便离了的眼睛，他说我真美丽，他用英文说，说成了他和我的秘密还有终生的暗号。
　　“你姓陈，他姓蒋，怎么会？”又问。
　　我反问他：“请问给不给经过东德的签证嘛？”他说：“给、给、给……。”急着哗一下盖了章，就成了事。
　　隔着柜台，我竖起了脚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美，谢谢你。”然后，走了。
　　东柏林在展越南战争的照片，进去看了一下。那张，美军提着越共的头，踩在无头尸体上，有若非洲猎象猎兽的成就感，在那个大兵的脸上开着花。没有再看下去，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
　　去饭店吃了一顿鱼排，付帐时，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种笑，使我付出了不是过境时换的当地钱。有二十块美金，给了十块，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没有等找钱，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
　　经过一家书店，看见齐白石的画，我一急，进去了，要人窗内拿下来，发现是印制的，不是原墨，就谢了走开。
　　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着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东西。
　　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点时已经暗了。可是这边的城没有太多灯光。问到了出关回西柏林的地方，关口很严也牢，是九曲桥似的用曲折墙建出来的，我猜是怕东边的人用车子来闯关而设计的。
　　他们不给我回去，一直审问，问我那张白色的通行证如何得来的？为什么会身上又有一本台湾的护照藏着。又问来时身上报了二十美金，怎么换了五块美金的当地东德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块一张。我说吃饭时付错了。问是哪一家饭店，我答谁记得路。
　　他们不给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说：“你们自己发的通行证，去问放我过来的那个关卡。去问！打电话去问呀！好讨厌的，也不去解决。”
　　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弯弯曲曲的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关，门口站着来接的，是中午那个以为已经死别了的人。他在抽烟，看见我出来，烟一丢，跨了一步，才停。
　　“来！我带你，这边上车，坐到第五站，进入地下，再出来，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轻轻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眼前经过的军人，都向我们敬礼――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
　　在车站了，不知什么时刻，我没有表，也不问他，站上没有挂钟，也许有，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一辆又一辆飞驰而过的车厢，我只看见那口井，那口深井的里面，闪烁的是天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恒星。
　　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没有，是呢绒草绿军装。我在拚命发抖，他也在抖，车站是空的了，风吹来，吹成一种调子，夹着一去不返的车声。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眼睛。风吹过来，反面吹过来，吹翻了我的长发，他伸手轻拂了一下，将盖住的眼光再度与他交缠。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最后一班，你上！”他说。我张口要说，要说什么并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着还想说，他又推我。这才狂叫了起来――“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没有，西柏林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怎么上车的不记得了。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子踩脚板外急速的被带离，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直到火车转了弯，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来，被送进医院已是高烧三日之后才被发现的。烧的时间头痛，心里在喊，在喊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住了半个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喉科。医生只有早晨巡视的时候带了一群实习医生来，探病的人一周可以进来一次。我的朋友念书忙，总是打电话给护理室，叫小姐来传话问好，但人不来。
　　医院的天井里有几棵大枯树，雪天里一群一群的乌鸦呱呱的在树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总是将头抵在窗口不说什么。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说话，走上来，指着窗外对我说：“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的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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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胆小鬼》　沈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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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小鬼》是三毛专门为《幼狮少年》的读者写的一篇散文。文长三千五百字，描述她小时候偷钱的故事。全文大概可以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介绍偷钱的背景。
　　文章一开始，三毛卖了个关子，并没有直说偷钱，只是在叙述“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第一段的末尾才指出“我要说的是――偷钱”。
　　这种表达方式，是将答案放在后面，先制造悬疑，才揭晓意外的结果。令我联想起王尔德到美国，海关人员问他：“您随身携带的，有没有需要打税的贵重物品？”王尔德的回答是：“没有，除了我的天才之外。”
　　第一部分叙述偷钱的各种下场。“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空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这段话充满了反讽的意味，令人联想起梁实秋《雅舍小品》中的《孩子》：
　　“危及父母的生存和体面的时候，也许要狠心咒骂几声，但那咒骂大部分是哀怨乞怜的性质。其中也许带一点威吓，但那威吓只能得到孩子的讪笑，因为那威吓是向来没有兑现过的。”
　　这样的文字为何特别动人呢？三毛写童年为何选择偷钱的臭事呢？因为“真”，一针见血，反映了真实而深刻的生活，而不是冠冕堂皇的表面话。
　　第二部分描叙偷钱的经过。
　　“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著一张红票子――五块钱。”这真是莫大的诱惑。真正下手的情况是“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看起来，真是轻易到手，得来全不费工夫，文字也很平淡。可是细味之下，却是以具体的动作神情，充分显现了抽象的心理感觉，紧张之态，状溢目前。
　　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偷”的念头。三毛长大之后，仍然是童心未泯，照偷不误。可别误会她是窃盗宵小之徒。（白手成家）里就有一段是叙述她和荷西在晚上爬进总督家的矮墙，用四只手偷挖花的故事。后来被卫兵发现，临机应变，装作谈情说爱的情侣才得以脱身而出。
　　第三部分刻划偷钱之后的心理。
　　整个人变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好像生了病。其实，母亲发现掉了钱，并没有怀疑三毛，可是，她“样子的确像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用譬喻的手法，夸张地形容钞票烫着腿，在客观上当然不是事实，钞票怎么会滚烫呢？可是在主观感觉上，非如此过甚其词，还真不足以描绘她心里面的紧张与不安。
　　就在这样“心里有鬼”的情况下，折腾了一整天，最后的下场是“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的丢到五斗柜跟墙臂的夹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三毛用回溯的口吻刻划她童年的心境，生动传神，而活现纸上。当然，还钱之后，想到梦想因为胆小而付诸流水，心里面还是酸酸的。
　　第四部分描叙偷钱事件结束后的尾声。
　　偷钱的滋味并不好受，因此，她没有再偷，并且发现，原来姐姐弟弟们都有共同的经验。
　　这样一次童年的回忆，一个许多人共同的出轨经验，在三毛的笔下，如此一幕幕地排演到读者面前，真是栩栩若生，好像看电影一样。没有讲理、没有说教，而寓教化于诙谐之中，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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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毛的《倾城》　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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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年在汉武帝面前，唱了支颇为令人心动的歌，说也奇怪，就此一曲便促成一桩千古美谈的爱情故事，其歌曰：

　　“北方有佳丽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
　　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只说歌好，不信有其人，偏偏他的姐姐知道，说李延年的妹妹便有这等绝世的美丽。从此武帝获得新宠。乐师李延年也从此腾达起来，以至于后来招魂相思，弄出一句“何翩翩其来迟”的绝句，也都因为这“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缘故。
　　三毛的一段往事，写成万八字的散文――未尝不可视之为小说――题名《倾城》，读之再三，只觉荡气回肠，扰人心肺，一个苦读的学生只怕连她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一幕在她的生活中出现。然而事情毕竟发生了，发生得那么短暂，那么灿烂，那么苦，那么甜，那么死去活来，险些把条小命送掉。
　　纵观这篇散文，固然由于或然是事实，而觉得愈发动人（其实文学作品，大可不问其是实是虚，只问其合理合情与否便好）。由于灿然迸发了预料之外的情节，展现人性深处一层难以叙述深邃的情结，使人臣服了“爱是一切”的信念。爱，就是一种无需解说的契合。
　　爱，是性灵堤防的总溃决。
　　爱，也是孤寂深处唯一可以爆发的火山。
　　《倾城》的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在西柏林苦读的学生，因为度假之必须，要到东柏林去申请许可，半路上，绝处逢生的遇到一位东柏林的军官，承他之助，方始有成。而这位军官，几乎是一见到她便倾倒，但情的流露却极其含蕴、温柔、细致、深刻。全部故事只在于那灵光的一闪。刹那的过程中，却隐藏着某种人世的不幸、人生的不幸、和世事的不可能完美。
　　若以小说视之，这篇《倾城》大约在二分之一以后的部分，进入了急促、迫切的旋律，正是一种“铁骑拼出枪刀鸣”的韵律。类似意识自由流动的告白，完全无需什么脉络轨迹的自然发展，仿佛，人，到这种地步才豁然解脱一切枷锁，奔放出人的本元面目来。在这一部份里，作品只用了“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简捷的语句，做为情节发展和心理描写的基调，一切都要从这根本问题上考量。一种拚死的搏斗，以一个女孩子的情景来衡量那种冲撞，或许只有拚着一死才能做得那番奋斗。“母性最大的光辉，是把死摆在其他任何心爱人的前面”。如此子子孙孙才会绵延流长，倾城主角中的“我”，在当时真是拚死一掷，一切均在脑后了。
　　这种旋律急促，直接表现主题、叙述故事本体的手法，逼人屏息细赏，真真绝妙。但也常有闲闲的幽默笔触，当她看到一双靴子，她会一笔倾出她整个生活的窘迫。“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著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东西”。也点透一个女孩的心灵。在整块的文章中，这，并不必须，但有了“它”确愈发衬出文章的丰润悠闲来。
　　可喜的是，这一篇里最重要的情节是：“一个春花般的女孩，被一双深井似的大眼睛沈入漩涡之后，在寒风凛冽中耗到最后一班车，到非走不可时”却出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最后一班了，你上！’他说。我张口要说，要说什么并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着还想说，他又推我。这才狂叫了起来――‘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没有，西柏林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直到火车转了弯，那份痛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
　　这一个小小的段落，却爆发人生弥足珍贵的内涵。从《倾城》二分之一偏后部分的描述，整个的情节调子，到此已达到最高潮，层层细波，节节涟漪、细微之处她把说话的气质、给小帐的微笑、卑视与同情，乃至盘查细故都笔笔不苟的写了。而且写得痛快淋漓，妙趣横生，令人只在山中领略享受，无法稍事暇顾，错过峰峰美景，正所谓荡气回肠，却又悄不敢语的逼你非细读不可。但是在紧要关头，作者又用“反正不想活了”的简略手法为你留下大幅的空白，供你自由联想，让你自己的联想去弥补作品的留白，这也是满足读者创作欲望的方法――也就是说作者给读者留下足以自我满足的空间与情感――再细致的文章如果失去这一点仍不会讨好，也不能登艺术的殿堂，也难于引起共鸣，其实，所谓的“移情作用”，乃是作者在挥出移情笔墨之后，读者仍可在此，做比较广阔的优游。因此，愈是在“情节”的深远处、普遍处，愈多留些空白给读者就愈能见及作品妙谛。《倾城》一开始便着力写一个苦读的学生。笔墨细致生动，简练的几笔便能把许多细节勾勒清楚而且传神，诸如功课的压力，同学的交往，知心朋友的情分深浅的传达，处处着墨不多，便能如见其人其事，但，也正因为如此，使一个弱女子，无形中进入荒凉的精神世界，孤寂与肩负看来真不但是凭忍受便能冲得过去。从心理因素上探求此乃后半部《倾城》远因，德国人急攻猛进，仍非“学者”所宜。（事实上，学校已经说明了，应该停息一段时间再学才好。）只是主角人物为情势所逼，非头悬梁、锥刺骨的猛攻猛读不可。那里知道，人毕竟是情感、情绪、情爱、综合性的动物，非在有情世界里生活不可。一旦逾越过远，便会产生反常的事情。后半部《倾城》戏剧效果虽好，但非有（苦读）的前因，就不足致之。
　　果然，当主角不得已把书住雪下一埋，事情就在近乎茫然不知的懵懂状态下展开了。
　　然而，仿佛精灵般的一个女孩，处在随时可以倾覆的危机中，梦游般闯了一关又一关的展示著情节的浪漫情调，这其中却处处流淌着爱国情操。头脑清明，而作风豪爽大胆，碰到稍有得理之机便不肯让人分毫，施展她的处事手段，和“外交”手法――如答覆白色通行证的获得，就敢骂了过去。遇到那些无知的家伙也能“唬”他一顿，真真狡黠精灵般的玻璃人也。
　　《倾城》虽采取直述式的散文形式，却处处隐藏著警惕告诫的内容，流露着黾勉激励的情节。也用了直接了当的手法，让读者无庸置疑非信不可。“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任他是谁”。这样的文字，真会产生“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威力。
　　但是，前半部压抑与困窘，变成后半部奔放与爆发，当你在临结尾前，为诸多情节所眩惑之后，你会发现，三毛在处理这种爱的情节也是倾城的绝妙好手。单单以“深井般的眼睛”做为单一主旋律的连连出现，便动人心弦。加上似曾相识的宿命哲学，和“不知生前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迷与痛”，便把那痛彻心肺、刻骨铭心的爱，写绝了。
　　最后，她用一位老太太（一个老女人）的话结束全文：“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
　　到此，读者可以幽默的发现，老女人哪里知道，这个春花般的病女孩正因为东西柏林有一道“哭墙”而倾倒呢！故事总因为内中有爱情而变得最好。最好的爱情故事又在于她并不来自烦琐的纠缠。三毛处理类此的情节，总如撞击的石火，只见其火花灿烂，不见其吃力劲道，真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不问其是实是虚，人生如此，怎不快哉！

以上为书籍的全部内容，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