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美学历程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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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言
黑格尔认为一种恶的美学自身存在矛盾。因为恶是“乏味的，无意义的”，因此黑格尔说，艺术必须以其对象的实质性和形式的内在和谐为基础，所以恶不允许成为艺术的对象。“残暴无情，不幸的事件，暴力的严厉和强权的无情”，他补充说明，“假如它们通过内涵丰富的伟大性格和目的得以提高和得到支撑，那么在人们的想象中就还能够了解和忍受；但是单纯的罪恶、嫉妒、胆怯和卑劣行径，始终只是令人憎恶。”在黑格尔的审美想象中可能显露出恶充满张力的魅力，黑格尔却不愿意注意它。恶的魅力与黑格尔古典主义的作品理解以及他的艺术表象的概念有冲突，他本来试图将艺术表象的概念从错觉乃至欺骗的涵义中系统地保留下来。尽管如此，他的海德堡的美学演讲和柏林的美学演讲很多地方都以恶在诗歌中的功能作为主题，这是有深刻原因的，要追溯到1800年前后那个时期的文学形势。在莎士比亚、马洛[1]、弥尔顿[2]和歌德之后，是黑色浪漫派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刘易斯[3]、蒂克[4]、E.T.A.霍夫曼[5]、拜伦和雪莱夫人[6]，他们发现了作为文学对象的恶。如果不进一步研究这些作家的作品，黑格尔几乎不能断言一种冲破美的概念的恶的美学的矛盾性。以把魔鬼作为“不适用于艺术的人物形象”将其解决掉的方法，似乎并没有终止对于文学中恶的攻击批判，这种情况确实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见解说明的对象展现出来，而这个新的艺术见解很难用古典主义的范畴来把握。
直到18世纪末，一种独立的恶的美学在进行了得到一致赞同、令人信服的研究后才发展起来。1800年前后建立了一个纲领，它试图将艺术理解为一个独立于宗教、伦理和法律规则的部门。假如从彻底的意义上认真对待美学的独立性的话，这个纲领必定包括抛弃艺术实践在道德上的自我束缚。从这个角度观察，恶的美学，只要是建筑在艺术自由的纲领上，就是一种现代派的产物，这种现代派从早期浪漫派开始，以自我反思和对其形式结构的自我评注为标志，由中心概念的多意性意识支撑着。作为(人类)天性高尚的乃至丑陋的特性的舞台，作为道德独立性的媒介和讨论打破禁忌的论坛，正如卡尔·海因次·博雷尔[7]描写的那样，恶的美学对文学想象力和由它创作出来的对象实施了一次新的组建。恶的美学纲领的目的在于，在非道德的、怪癖的、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变态的和病态的空间里，确定迄今为止人们尚不熟悉的(或者可以给予高期望的)美的飞地。这种状况包含一种必要性，即必须看清对恶进行的文学反思是将内心想象的图像向外转的改写，传送行动的产物。于是情况仍然表明，恶的现代史是向心理学延伸的历史，借助于心理学的帮助，神话人物和修辞学上的惯用语旧的目录索引被重新保留和利用。如果这个过程最初的发展阶段存在的话——人们想到近代早期戏剧中恶的矛盾情感，比如在马洛、莎士比亚、莱辛和洛恩施泰因[8]的戏剧中的矛盾心理，——也就始终可以断定，这个过程一直到18世纪末，在艺术独立的预兆下才开始出现系统的结论。这样一个结论的特征的是美好的东西与恶的东西新的结合，这一结合经过失足堕落的隐秘魅力，就像莎士比亚或者莱辛已经表明的那样，明显地向外伸延。
恶的文学构成的结构和类型在现代派的文化框架内是各种各样、有所区别的，这个框架创造审美样板积极自我反思的多种可能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区别是在18世纪末当恶的范畴脱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束缚的时候开始的。从系统化的角度看，区别随着恶的文学构思和文化意义的协力合作产生，随着把自然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规定纳入到诗学的虚构中这样一个逐渐接近的过程出现的。现代美学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在于，恶的范畴不仅打上了伦理的、宗教的和法律的烙印，而且它的意义是经过(至少)在叙事的秩序和结构模式的框架内诗学的创造才得到的。因此，文学虚构的独特语言以它幻想的尖锐和夸张，立足于确定概念史和文化史的位置上，在虚构的幻想和夸张中允许创造行为的阴暗面显现出来。能够从文学的形式和对象中引出一种纲领性的“恶的美学”，这是有其历史的和设想方面的原因的。随着启蒙对迷信的批判，魔鬼被从艺术的立足点上驱逐出去，并失去了作为罪过、恶习和违反规则的拟人化的合法地位。在撒旦形象失去魅力之后，自18世纪末起，需要一种新的策略来对恶予以美学上的表述。在此主要是一种挪移，它使恶脱离其生理特征，并且努力将其位置限定在人的内心。这种转移不仅对于赢得心理的错综复杂性的恶的概念，而且对于审美表现技巧本身，都有作用。凡是心灵上矛盾、情感上矛盾的事物，让人很难在造型艺术的形式中将其把握——关于这种情形，人们可能宁愿用叙述的方法表现。在魔鬼神话学终结以后，文学能够比其他媒介更好地把恶变成美学的对象，而且使之变得可以感受得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学可以被看作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建立现代派中的一种恶的美学。
自18世纪末以来，恶的文学塑造脱离了形而上的世界观范畴中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新时代早期遵循的流行的那些模式。这儿显露出来的战役转折清晰可见，正如上面提到的，这场战役是启蒙针对着魔鬼发动的。对迷信的批判导致文学必须将恶从流传下来的伪装和作为象征物的标志的总和中解放出来。虽然反对魔鬼的理性主义战役没有把魔鬼完全从文学中排除，但是对魔鬼的描述几乎不再是用来当作恶的体现。甚至于在那些地方，比如在歌德的作品中，还敢于描写魔鬼，但是在那里人们也观察到魔鬼的角色和任务的一个转变(在《浮士德》[Faust]中他和传统开了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玩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恶的塑造可以不再以魔鬼形象传统性格特征为基础，幻想力的范畴越来越赢得更重的分量。对于恶的新设计方案来说，条件是审美幻想的独立活动，在18世纪这种设想的活动余地扩展了，由此美学想象的独立活动才又重新有了可能。此书对这个过程给予特别关注，因为对于恶的现代主义文学化来说，它标志着一个方法论的投入点。
自启蒙运动以来，文学想象的概念更多的是仅仅作为一个诗学理论范畴加以说明的。在18世纪初，想象力——在天才美学和艺术独立纲领的支持下——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反思活动，有了一种塑造形式的鲜明特色。在自律性范例的影响下，对文学想象的理解打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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