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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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文前辅文
告诉我，缪斯，那位聪颖敏睿的凡人的经历，
在攻破神圣的特洛伊城堡后，浪迹四方。
他见过许多种族的城国，领略了他们的见识，
心忍着许多痛苦，挣扎在浩淼的大洋，
……
——《奥德赛》
题记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著作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作品，也被公认为现代英国小说的一部开山之作。但是，与这部小说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期以来，对这部作品的真实意蕴和作者之真正意图的众说纷纭、言人人殊。不同于“索隐派”着重关注这一文本对于斯威夫特所生活时代的现实政治的指涉，本书的阐释更侧重于该小说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20世纪的乔治·奥威尔和阿兰·布鲁姆都曾对这一小说做过重要的、影响深远的评论，也表明了它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作为它自身时代的政治镜鉴这一点上。
本书对《格列佛游记》的阐释，不仅沿着布鲁姆和奥威尔所开辟的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们两人的研究。阐释并未浓墨重彩于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的大人国和小人国及其关系上，而是侧重于被普遍认为颇为“杂乱”的第三部分（“飞岛诸国”）和“令人困惑”的第四部分（“慧骃国”）。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恰恰第三、四部分才是《格列佛游记》的重心所在。
阐释从古今视角切入，主要围绕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展开：一、飞岛国“哲人”与“慧骃”是否分别象征“今”与“古”且彼此对立；二、慧骃国是否就是“格列佛”乃至斯威夫特本人的理想；三、《格列佛游记》是否终结于“格列佛”的愤世隐遁；四、何谓写作的“真实”。这些问题无疑都牵涉着另一个隐含的且更为根本的问题：“今”（表现于小说中的17世纪以来的英国社会、政治及其文明）是否一定胜于“古”（在小说中所隐含着的处处与“今”相对照的古典传统）。在此意义上，要全面理解《格列佛游记》，就不能离开斯威夫特所置身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背景。
引子
1945年秋，因出版《动物农庄》名声大噪并初尝成功滋味的奥威尔，却作了一个惩罚性的自我判决——于英国北部赫布里底群岛中一个名为朱拉的荒凉小岛，租下一座废弃的屋子，做一个“悲伤的、孤独的人”。[1]奥威尔此举令人费解。《动物农庄》的倾向，尽管与英美战时绥靖主义政策不一致，就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知识界普遍左倾氛围而言，也不能说合时宜。但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苏联取而代之，成为西方主要敌人，该书因之而被视作冷战开始的征兆。此书出版后受大众读者追捧，且为权力部门重视，并不令人吃惊。只是“成功”或“合拍”不仅未使奥威尔步入政治权力与荣耀的中心，反使他“自我放逐”于一座荒凉小岛。该岛气候严酷，于奥威尔病弱的身体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这究竟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据奥威尔本人的说法，朱拉岛将是最后一个受即将来临的极权政权影响、因而可被视作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那么，他所谓“即将来临的极权统治”，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动物农庄》中影射的对象——还是，别有所指？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要到奥威尔《动物农庄》之后的其他作品中去寻找。在完成《动物农庄》这一寓言之作后，奥威尔意犹未尽。这部小说的成功似乎只是让他有了避居朱拉岛的机会，从而得以准备——他真正重要的——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然而，在《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这两部奠定其传世声望的小说之间，亦即在1946年，奥威尔还写了若干随笔和评论，其中一篇题为《政治VS.文学：对〈格列佛游记〉的考察》，发表在《论争》1946年最后一期。倘若想了解奥威尔有关极权统治的真实想法，而不是简单囿于“冷战”意识形态的解释——将这两部小说视作无论哪个阵营的思想武器，那么，思考如下问题就是必要的：何以他评论起了《格列佛游记》（下文或简称《游记》），仅仅因为斯威夫特是他所“最毫无保留地推崇的作家”[2]吗？毕竟，此时的奥威尔已感来日无多，急于完成他自视最后且最重要的作品。
《动物农庄》刚出版时，在知识界受到的批评多于赞美，而批评主要针对小说的政治倾向。这些批评很可能引发了奥威尔对其文学创作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也就是在1946年，奥威尔还写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要写作》的文章，其中写道：“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3]这一夫子自道，或许可以让我们对奥威尔评论斯威夫特的原因有一种推测：斯威夫特正是特别以文学方式从事政治写作和政治思考的这一现代传统的重要开创者。奥威尔《动物农庄》的出版，已使他的同时代人，诸如埃德蒙·威尔逊、库斯勒，纷纷把他的文学创作归诸斯威夫特所开创的传统。甚至艾略特，尽管对《动物农庄》中的具体观点颇有微辞，也视之为一本自《格列佛游记》以来极少数技巧纯熟且能让人保持阅读兴趣不减的寓言之作。[4]
那么，奥威尔是否打算让他的关于斯威夫特的评论，成为业已完成的《动物农庄》的“注脚”，或即将着手的《一九八四》的“序言”？的确，斯威夫特容易使人联想起奥威尔被归属且他自己也认同的这一传统：在不同程度上拒绝现代哲学式理论体系的建构，倾向于以想象的方式触及时代的核心问题，以政治和文学作为其活动领域的椭圆形的两个焦点。但是，不能否认，奥威尔和斯威夫特在文风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奥威尔的作品一直被认为缺乏“文学”式想象力而近于写实性新闻小说。即便被归属于寓言作品的《动物农庄》，也缺乏《格列佛游记》式的真正的喜剧性：后者直接承继了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传统，前者却并非如此。至于重要性远胜于《动物农庄》的《一九八四》，与斯威夫特式小说距离更远，它犹如一部纪实作品，毫无讽刺意味：只是严肃认真地记叙大洋国如何改造这位“最后之人”——温斯顿，以实现其理想、亦即完成旨在使人能够全然为权力摆布的人性改造。《一九八四》与其说是斯威夫特式的，不如说是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式的：呈现出一种“科学”式的严肃，无褒贬，不夸张。读者对《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反感，只是属于他们自己——源于读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想象力，而非源于奥威尔；而且，可以合理推测，也一定不乏将“大洋国”的治理术视作施政指南的严肃读者，正如不乏将《君主论》视作施政指南的读者一样。
在风格上，斯威夫特和奥威尔似乎构成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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