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_抗战时期胡风_主观论_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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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论：“主观论”及其批评史
第一节 黄药眠的立场
第二节 香港批判
第三节 从革命的反对派到反革命
第四节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
第二章 “主观论”问题的缘起
第一节 《七月》与《希望》的差别
第二节 “民族文学”
第三节 儒学的复兴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三章 郭沫若与左翼阵营的儒墨之争
第一节 屈原的思想
第二节 儒墨批判
第三节 反对教条主义
第四章 “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
第一节 “生活三度”说
第二节 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
第三节 唯“唯物的思想”论
第四节 批评与反思
第五章 “主观论”及其对象
第一节 感性的对象
第二节 “在混乱里面”
第三节 个性解放
第六章 “主观论”与“香港批判”
第一节 文艺的新方向
第二节 论主观问题
第三节 论小资产阶级的改造
第四节 文艺的感性作用
第七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胡风的“主观论”在胡风研究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体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特殊性，也是界定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依据。在不同时期，胡风对创作中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本书关注的是20世纪40年代“主观论”问题的提出，试图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梳理，从新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并发掘这一问题中包含的复杂的历史关系。
20世纪40年代胡风等人的“主观论”的提出是为了反对左翼阵营中的机械主义与教条主义，在文艺上的直接对立面是姚雪垠、沙汀、茅盾等的文学创作，而在思想和学术上，另一个对立面则是郭沫若的儒墨研究，后者在现有的胡风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就无法全面地认识“主观论”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的某种限度。郭沫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儒学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
胡风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提倡和“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有很大关系，双方在最初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论争中站在一起，但在1948年的香港批判中，“才子集团”却成了批判胡风“主观论”的主要力量。现有的胡风研究在涉及“生活态度论”时，往往局限于执守与背叛这样一个框架，没有对“生活态度论”和“香港批判”本身的观点和动力作更多的研究，而缺乏这种视角，我们就不能理解“才子集团”从“生活态度论”到“香港批判”的转变，也不能理解相对而言胡风的执守究竟意味着什么。本书认为，在香港批判中，“才子集团”认识到知识分子受教育的最好途径是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单纯地诉诸抽象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知识分子对主观能动性的提倡仍停留在马克思所说的费尔巴哈阶段，因而才会对“主观论”提出批判。
本书从历史框架出发，对这些论述进行了梳理和辨析，认为不管是胡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还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利用和阐发，都与民族主义等思潮诉诸人们的情感，用“民族的”标准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标准的挤压有关，是左翼知识分子自觉的理论努力，试图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主体性、情感性的一面，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努力的组成部分。论争各方都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同理论资源，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要通过人的主观因素起作用的，以对抗当时直接诉诸人的主体性和感性层面的“新儒学”、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认为后者是观念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其参考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这些讨论本身能否脱离它们所批判的观念论的倾向，能否克服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教条主义的倾向，这在后来的研究中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没有这样一个背景，单纯从胡风文艺思想本身出发，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感性对象”等概念在这一时期胡风思想中的出现，也无法对胡风文艺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传统中的地位作出合理评价。
以往的胡风研究总是把“主观论”放在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立的这一框架中来加以论述。如果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观论”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非现实主义的而加以批判，那么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基本上是把它归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甚至视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胡风与延安之间的对立或统一关系似乎一直是国内胡风研究的一般范式，而国外的研究也没有脱离这一范式，很多研究把胡风的“主观论”放在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位置上来讲，或者在二者的对立或统一关系上作出了更多样化的理解。但本书认为，胡风与延安之间的对立或统一被当成研究的重点，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胡风文艺思想成为“政治问题”的根源。同时，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在新的条件下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途径。但这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胡风受到批判的那些思想的提出，开始的时候针对的并不是延安，它针对的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思想状况，因而必须被放置到当时国统区更广大的各种思潮论争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
本书认为，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框架内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是立足于中国左翼文艺传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毛泽东1938年以来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完全一致，这也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走向“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支流的，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如果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走向毛泽东思想，没有看到这一发展过程本身的复杂性，这种简单化的思路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贬低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一章 导论：“主观论”及其批评史
在建国后的“胡风问题”中，“主观论”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胡风对人的“主观”作用的强调，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辩证唯物的还是主观唯心的，这是界定胡风文艺思想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胡风自己、他的批评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中间，这都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不同时期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中，这一问题不断地被提及。对胡风的“主观论”的探讨一般是以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文章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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