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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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第一章　获罪
第二章　初到农场
第三章　景超的来信
第四章　我们的演出活动及其他
第五章　"瓜州"的瓜熟了
第六章　狂热的安西
第七章　疏勒公社的出现
第八章　红火的演出与演出的夭折
第九章　我和小徐当了四大队的中队统计
第十章　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第十一章　1959年岁末的变迁
第十二章　饥肠辘辘
第十三章　改造又升了级
第十四章　第三次夏收时节
第十五章　我的亲人迁场到了高台明水
第十六章　口粮一减再减
第十七章　11月1日终于来临
第十八章　派我去"医院"烧炕
第十九章　在最严峻的时刻（一）
第二十章　在最严峻的时刻（二）
第二十一章　地狱之行
第二十二章　回到兰州
第二十三章　三十年后的祭奠
第二十四章　幸存者中的烈士
第二十五章　一次奇遇·尾声
开头的话
在千年之禧到来的今天，新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光明灿烂的前景！已经过去的50个年轮中，我们有过意气风发、欢欣鼓舞的建设年代，也有过风萧雨晦的苦难岁月。
在共和国50华诞大庆之际，我心潮激荡。1949年，我17岁。我放弃了已考上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半个世纪来，伟大祖国经历的一切变革，我都是参与者。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欢欣鼓舞。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风风雨雨，我也亲历其中，并经受了巨大的不幸和痛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全国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繁荣强大。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也深受其惠，我个人的一切整个翻了个个儿。我感到幸福，也感到无比自豪。
我深知，现在的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以17岁的年纪投身革命，刻苦努力地工作，在甘肃日报社当编辑、记者，也曾经历过很艰难的几年。初到报社时，编辑部工作人员只有几十人，担子重，每天除白天紧张工作8小时，晚上还很正规地上班2小时，后来，星期日上午也要上班2小时才能休息。当时，我还是个17岁的女孩啊，上中学时，每上完一节课，就可以自由活动，在校园里玩一会儿。初进报社，我是个见习编辑，每天主要是处理通讯员的来稿，一屁股坐下去，不论上下午都是4个小时，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一开始我觉得很不习惯。当时实行供给制，我身穿发的灰布制服，脚登群众手做的军鞋，因为鞋大脚小，用一双鞋带穿过鞋帮，系住了鞋带才能走路。我对这身装束很感自豪，因为只有革命者才会有这种打扮。在工作上，我当然更是以一个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要好好地锻炼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很快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战士。不习惯于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我怎能很快成长为一名新闻战士？所以，我强制自己很快习惯于上下午以至晚上都很自然地伏案工作，而毫无怨尤。
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认为在甘肃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正是我为人民服务的最佳途径。我热爱新闻工作，觉得从事新闻工作，也是我人生的最佳选择。
后来，我成了家，做了年轻的妈妈，肩起工作和生活的两副重担，则更是艰辛。工作还是每天10小时，哺育孩子，使我长期睡眠不足，我会在学习、开会时睡去……给孩子哺乳期间，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尚艰苦，我因无法补足营养而消瘦异常。到小儿子刚满1岁，我立即给他断奶，然后申请外出下乡采访。50年代的农村，各方面的条件很艰苦，在广阔的天地里，我由于在生活的源头获得了采访的自由而感到其乐无穷。
我的丈夫王景超从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过奋力拼搏，在解放前两三年考入了西北大学上学，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作为由社会的底层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他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西安解放，他就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经过一路艰苦的行军到了兰州，参加了《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他才华横溢，刚正不阿，时时处处听党的话，为办好党报出力出汗，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和通讯，成为当时编辑部令人瞩目的新闻战士。他在土改期间写的《二十串麻钱》为人称道，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的《修筑天兰路的钉道工人》，被选入《天兰铁路通车纪念画册》广为流传。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坚强战士。
经过8年新闻工作的实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底，我们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之奋斗终生。
但是，到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我和我的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们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的大饥馑中，王景超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我总算死里逃生，回到了甘肃日报社。1961年9月，甘肃日报社领导宣布为我俩和其他8名难友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安排我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资料室工作。十年浩劫中，我又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我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前后达11年之久。在我的大半生里，我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更在11年里作为阶级敌人受尽各种凌辱委屈，我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到1978～1979年，我和王景超的右派问题终于改正。甘肃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11名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不仅我们家遭受劫难，几十万知识分子在遭受劫难，中国人民都在遭受劫难。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上，不分职业、文化、民族、阶层、年龄等等，不问其主观意向如何，都程度不同地忍饥挨饿，千百万的人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回首往事，我的大半生历经坎坷辛酸艰难困苦，我踩着苦难前进，有过度日如年的忧伤悲凄。但是，苦难也重新铸造了我，在最艰难的境遇里，在饥饿已危及生命的日子里，我一直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并确信，严寒总会过去，明媚的春天终将来临。我终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并不是什么右派，而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没变，我还是原来的我。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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