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对天津的经济统制与掠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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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天津的经济扩张和侵略
第一节 天津开埠后对日贸易和日本政治势力与经济活动
第二节 天津是日本政治经济侵华的现地大本营
第三节 日本在天津的经济渗透与扩张
第二章 日本对天津经济统制的确立
第一节 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建立
第二节 日本对天津的经济统制方针政策、计划和经济地位的定位
第三章 日本对电力和冶金、机械业的“开发”与统制
第一节 电力
第二节 冶金业
第三节 机械制造业
第四章 日本对化学工业的掠夺与统制
第一节 化学工业
第二节 油漆业
第三节 橡胶业
第四节 火柴业
第五节 造纸业
第六节 制革业
第七节 染料业
第五章 日本对交通运输和电信业的统制
第一节 铁路
第二节 公路
第三节 航运业
第四节 电信业
第六章 轻纺工业的萎缩
第一节 棉纺织业
第二节 毛纺织业
第三节 面粉业
第七章 日本对长芦盐和棉花、稻米等农产品的掠夺
第一节 对盐业的掠夺性开发与输出
第二节 棉花的生产与输日
第三节 强掠土地和水稻种植
第八章 日本对天津金融和内外贸易的统制
第一节 日本对天津金融的统制
第二节 日本对天津内外贸易的统制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2015年中国举行了很多纪念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学术活动，在学术上有诸多的创新，但是就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经济状况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需要从经济全球化和中日等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以及区域或城市等多方位多角度，利用更多的档案和资料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笔者在研究抗战时期日本对天津的经济掠夺中，尽管从沦陷区经济研究的视角有所收获，也有一些基础问题研究的延伸，但是要研究透上述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仅从目前的研究和资料，以近代天津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在沦陷时期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的几个颇为关键的问题，阐述一些思路和想法。
一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的定位
自清代中后期，天津的政治地位凸显。天津邻近首都北京，东临渤海，北近长城，西南是畿辅之地，不仅是首都的门户和防御屏障，也能近距离接近和影响中央政府。在外交上，自洋务运动以后，即成为中央政府对外交涉的中心。同治九年（1870）直隶总督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兼任总理事务衙门会办，实际上是代表清政府办理各项对外交涉事务，经手绝大部分清廷与外国的交涉事务。当时，外国公使进入首都前要首先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见，彼此互通观点，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李鸿章及时地向朝廷通报消息并接受指示。比如日本侵占台湾的中日交涉是在天津进行的。同治十年（1871），日本副使柳原等“欲奉本国信函面递，总理大臣则云不可遽令来京”，予以拒绝；
[1]

随后来天津订立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又派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来中国，他先到天津，“曾经美副领事毕德格向李鸿章密陈”，李鸿章认为“该使臣来意甚不平和”，“录述毕德格所议，密致臣（总理衙门大臣奕
）等备酌”；日本使臣到北京谈判僵持后，李鸿章携“法国使臣由津来京……从中调停”，结果迫使清政府订立《北京专条》。
[2]

日本侵略琉球和朝鲜的中日交涉，也是在天津由李鸿章主持的。驻日公使何如璋多次就日本图谋琉球事致函掌握清政府外交实权的李鸿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在日本致函李鸿章说合，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多次磋商，最后形成退让和妥协之势。光绪十一年（1885）朝鲜之变后，日本派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来中国要挟清政府，朝廷上谕，“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著该督与日使在津商议事务”；所以伊藤首先到天津，“匆匆入都，旋由都来津”，与李鸿章会谈，
[3]

在天津订立了《中日天津条约》。在推行国内各项改革上，李鸿章在天津创办近代企业和学堂，袁世凯在这里创办北洋实业，对全国都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清末日本有诸多的军事、警务顾问和教习汇集天津，为袁世凯出谋划策。1917年后，西原龟三筹划借款时，曾于1918年6月化名山田宪三秘密由东京出发，8日抵达天津，“受到陆宗舆的迎接，寄寓曹汝霖家”，13日由天津赴京。
[4]
在经济上，天津自1860年开埠通商以后，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外贸易迅速增加，近代工业从无到有，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展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成为中国继上海以后经济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城市。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近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变革，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市场网络分工明晰，已经形成以轻工业、纺织和食品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结构和以外资银行、华资银行和银号三足鼎立的金融市场，经济腹地向西北和东北延伸，在20世纪20年代末天津已经是华北、西北乃至东北的经济中心。
对于日本来说，天津有地缘上的优势和政治经济势力迅速扩大的空间。天津有日本在海外最大的租界，聚集着万余日侨，从事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从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在天津的日侨职业结构有所变化。1906年日侨职业中人数居前三位的是杂货业、公司银行职员和中国各级政府聘用人员；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在华政治经济势力增强，日本一些大的财团也纷纷在天津设店办厂，日侨逐年增加；1934年的日侨数量中会社和银行职员、商店店员等最多，贸易商和商店、商贩次之，官吏和中国政府等雇用者居第三位。
[5]

根据1935年的统计，日商在天津开办的洋行、商店达1800余家；
[6]

1936年各国在天津开设的各类洋行982家，其中日本洋行就有689家。
[7]

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日本洋行和商人几乎垄断了天津市场的棉花、皮毛和煤炭等资源的出口，进口的机制品中棉织品、人造丝、机械、面粉以及海产品等也多由日本商人把持。天津与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自20世纪后就分别居天津对外贸易的第一、第二位，1919年占天津直接贸易值达到77.1%，1929年占总值的30.91%，1935年占总值的27.48%，仍然占据天津对外贸易的首位。在天津的日本势力，也充分利用了港口和北方经济中心的地缘优势向华北延伸。
九一八事变以后，天津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前沿，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迅速增强。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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