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欣赏·学术版-2019年5期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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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多元”
吴剑修
摘要：“新子学”提倡多元。“多元”的意蕴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第一，多元是一种价值诉求，意味着对历代以来提倡单一性价值的“经学思维”的反对，它阻碍了文化的自我更新;而这一价值诉求的提出，来自我们对于历史和传统的反思。第二，多元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视域，意味着我们要从历史的维度去探索一种思想的多元汇流和其后世的分支演变，从而避免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泥淖中。
关键词：“新子学”多元 思想史
自2012年方勇先生于《光明日报》发表《“新子学”构想》以来，迄今已逾六年。其间，方勇先生又先后发表《再论“新子学”》《三论“新子学”》等文章，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子学”这一学术理念。学界各专业领域的学者都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加入“新子学”的讨论之中，有关“新子学”的专题论文也已达百余篇之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现象。
一、学术与思想之间：“新子学”的价值诉求
回望这六年来对于“新子学”的讨论，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一种印象：“新子学”这一理念并非仅仅是一种学術理念，它还包含着深重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并希图对古典价值进行现代的融入。从这个角度说，“新子学”的最终任务是要化学术为思想，并以此来应对复杂多元的当今世界。正如杨国荣先生所说：“比较而言，思想较多地涉及社会领域中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学术则更为注重事实的把握，与之相关的是理论性探索与经验性研究的分野。学术和思想同时也表征着人与世界不同的关联。学术所体现的，首先是人在事实层面对世界的关切，思想所体现的，则是人在理论层面和价值层面对世界的关切。”（杨国荣：《学术与思想之辨》，《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简单地说，就人文学术而言，学术所面对的事实是如山的历史材料，基于其本身的客观性立场，学者一般不会直接面向现实发言。而一个思想者并没有这种顾虑，他的目的在于表达自身的价值关怀，历史本身在他的眼中只是表达诉求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学术成了一门书斋里的技艺，而思想很多时候又被贴上浅薄、浮躁的标签。这也是一直以来有人提倡“做有思想的学术，立有学术的思想”的原因之所在。然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又是何其之难，被我们称之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陈寅恪诸先生似乎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搭建由学术通向思想的桥梁呢？问题在于，学术与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共性？学术面对的是客观性的历史材料，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中的诸多价值诉求。如果我们承认现实中的价值诉求与历史材料中所呈现的前人的价值追求具有某种共性，那么桥梁的搭建便成为可能。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要说明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的某种共性。朱光潜先生曾这样解释道：“历史是过去底生活没入我的现在底生活，扩大我的现在底生活。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中才能复苏，才能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
这种“过去与当前的视域的重合”被我们称之为传统。方勇先生在《再论“新子学”》中说道：“‘传统并非‘过去。‘过去代表已死之物，‘传统则指存在于当下并介入现有世界构建的事物，即一切传统的也都是当下的。”此说确为的论。但传统究竟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原因在于传统自身的多元性。传统自身并非单线的延展，而是多元的汇流。如佛教的传人、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等，都参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建构，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除了这些显性之物的汇入之外，历史中还存在多股暗流的汇入，而这些暗流恰恰是我们研究历史思想时的重点所在。
“新子学”提倡多元可以说是把住了传统的脉搏。以往的历史叙述总是站在一种一元论的立场上去建构传统，其中原因有二：第一，语言逻辑自身天然有一种一元论的建构倾向。这种语言逻辑在理论的建构上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任何不能融入其话语体系之中的历史材料或价值诉求，都被当成理论的排泄物，搁置在一旁。第二，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儒学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也自然占据了历史叙述中的主线。这种意识形态，我们称之为经学思维。经学思维将“六经”当成是百术之源，统摄万端之根本大法，世间万理已被前圣说尽，我们只要为六经作注脚即可，由此形成一种封闭的解释系统，思想的更新变得极为艰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经学系统的历史形成本身也是一种多元汇流的结果，而并非万世一系的王道之传。“新子学”提倡多元，正是要对这两种倾向进行反对，也就是说，“新子学”所提倡的多元需要从这两种倾向的对立面去理解。
二、多元作为价值
首先，“新子学”所提倡的多元是从历史回溯的角度对历代以来“经学”这一价值形态的反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与儒学相结合，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基本的思想形态。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诸子之传承遂隐没不彰。墨家、名家汉代即中衰不传，阴阳家衍为术数小技、法家之学，历代统治者虽皆用之，却讳言其道，只有道家之老、庄借汉代所兴之道教而得其传。从历代目录学的演变上也可以窥见诸子学的消隐，汉代刘歆创为《诸子略》，以思想为标，述诸子之传，而后代之子部书籍则愈收愈杂，凡不能人经史集部之书，皆归子部，使子部之学几成一个大杂烩，目录学所承载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念也随之成为一句空话。方勇先生纂集《子藏》，凡不涉及思想的方技杂考之书一律不予收入，即对这一现象的拨乱反正。
诸子学的隐微不仅仅在于其思想学脉的中断，更重要的是诸子学术精神的中断。先秦诸子立说，多不依傍古人，而后世立说，则多以孔子为标，个人独立思想的表达由之戴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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