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微讲堂:“文学”如何“教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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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正文
一、学科化之前的“文学”
二、课堂内外的“笑声”
三、“新文学”如何学院化
四、教授们的“诗意人生”
五、“创作”能不能教
六、词人上“讲台”
七、史家之“诗心”
八、文学史家的“情怀”
九、师生怎样“对话”
十、因“追怀”而获得的“思考”
附录
主讲人介绍
正文
八年前,我在《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上发表一则短文《“文学”如何“教育”》,得到某种响应。2007年起,以“此情可待成追忆”为题,我曾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大学生、研究生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学课堂”。2009年秋冬,我将两条线索合一,成为今天论文的基本格局,并先后在“深圳读书节”以及(台湾)东华大学、复旦大学做主题演讲。感谢上述演说的听众,是他/她们用掌声、嘘声以及精彩的提问,帮助我不断深入思考此课题。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文学”的定义,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育方式。孔夫子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与当今中国大学里中文系、外文系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史”课程,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教学宗旨、论述对象以及培养目标等,均有绝大差异。正因为“诗教”说源远流长,辞章诗赋乃所有读书人的共同修养,没必要作为“专业”来经营(参见陈平原《桃李春风一杯酒——大学校园里的“文学”》,初刊《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2期,收入《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偶尔也会有例外,比如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学生皆由州、郡、三公荐举“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经过考试合格方得入学,据说曾招“至千人焉”。在与士族集团的抗争中,宦官集团借助灵帝之嗜好文艺,创办此学,目的是扩充自己的实力,控制舆论阵地。如此政治斗争的产物,不可能持久;但此举为唐代各种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89—92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以及南朝宋文帝的“四馆”(南朝的刘宋王朝建国只有六十年,颇为重视官学教育,由“四馆”到“国子学”到“总明观”,都是在儒学之外,有所拓展。若“雅好文艺”的文帝于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在京师开设单科教育性质的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馆(《文献通考·学校考二》)。设立专门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文学馆,实因南朝刘宋时期文人辈出,名声斐然,若“文章之美,江左莫逮”的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徧,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谢灵运传》)。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316—31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但这样的“好时光”,实在太少了;隋唐以后,除作为读书人正途的“国子学”以及各级“官学”外,确实有“专科学校”存在,但开展的是律学、书学、画学、算学、医学乃至武学等方面的“职业教育”。
“文学”当然也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必要设立专门学校——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清。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基本上是独尊“泰西各种实学”。“文学”属于“溥通学”,“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而十种“专门学”(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方才是朝廷着意经营的重心(《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将“辞章”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是一大变化(参见张百熙《奏筹拟学堂章程折》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6页、88—94页)。而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其“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说明,其中一条就是“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其强调“中国文辞”之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大潮之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但无论如何,经历这么一番曲折,“文学”终于成为现代中国大学里重要的课程乃至专业领域(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十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对于如此转折,我以为,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与情怀,确实有其特殊性——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这一点,与自然科学(如核物理)很不一样,在那里,极少自学成才的例子,没受过高等教育,基本上就“免开尊口”。对于这么一个门槛很低、但堂奥极深的“专业”,描述其展开“教育”的过程与方式,思考其利弊得失,不无裨益。
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 ............

书籍插图:
书籍《北大微讲堂:“文学”如何“教育”》 - 插图1
书籍《北大微讲堂:“文学”如何“教育”》 - 插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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