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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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文前辅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
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马克思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
凡一国之历史，其对于民族思想之指示，与民族力量之启发，恒于不知不觉之间，隐操大柄。
——熊十力
1962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了吴传启同志的《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个标题的提法，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问题是该文开头的这句话：“这种逻辑的认识方法，就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于是有些青年政治课教师同志，看到这种提法，再把他们从《资本论》中学到的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联系起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不是辩证的方法么？2.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否就等于辩证的方法呢？3.有人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又有人说，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是一回事么？究竟哪个对？……。（我）有两个主要论点，其一是说，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方法，不是抽象分析，也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其他什么方法；即使说，后面这两者比较重要，在《资本论》中也应用得比较广泛，那也不能这样去理解。我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和前一个论点相联系的，那是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则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
——王亚南
写在前面：题外话和题内话
本书历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此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作者寄语
似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全不由有关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作者难免要预前题录，权作“画蛇”。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首先，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并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的可能。相反的情况出现在东方世界。东方社会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发掘出了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在东方思想界的横空出世。《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1]其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欲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要之，所谓劳工自主，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称“民生主义”就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的漫长古代社会恰是利用的这种关系体式，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进行劳动剥削。此处的“族民”[2]，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依赖关系的人格范畴锁定。中国的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成长和规定的独立化。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资本→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指认出中华商品生产体系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如族民→市民·资本的线索，即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发展关系的工作刻画。[3]
作为预前交代，本书末章论及的社会要素历史模型不过是说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的转化，认定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总体。其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皆是由对于劳工自主的发展指向性所构成的。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而其作为独立的小生产者之人格范畴锁定，乃是专指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是为“简单商品社会”。所对应之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则是“族民”。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是说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视为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大生产者）之物格范畴锁定。[4]三种社会要素模型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视为现代产品社会的工作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程。
以上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无纯粹之市民社会这一发展特点也写就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独有的逻辑内涵，塑造并继续要求得到不断革新的发展环境。
其次，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对中国来讲，这是“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指向了批判。与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当作完成的舶来品的经济学体系不同，现今所论之“中国经济学”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议题。盖言“新”，特指其是由实践之追溯形成的理论议题。显然，这一含意是特定的，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成熟时期的发展航向。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5][6]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7]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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