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王希亮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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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序章 日本右翼运动的源流第一节 从“民权主义”到“国权主义”
第二节 右翼势力在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节 日本右翼运动的林林总总
第一章 美国占领时期的右翼势力与反共排华活动第一节 冷战形成，美国对日占领方针的转换
第二节 反共右翼团体的抬头
第三节 旧金山条约与右翼的复苏
第四节 右翼势力的反苏反华浪潮与中苏两国的对日政策
第二章 新安保体制及右翼势力促进运动，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僵持第一节 新安保体制出台的国际国内背景
第二节 新安保体制的确立与右翼促进运动
第三节 安保斗争后右翼势力的恐怖活动
第四节 韩日谈判与制造朝鲜半岛“危机”
第五节 岸政权时期的中日关系及右翼的作用力
第三章 “反YP体制运动”、“昭和维新运动”及其影响第一节 新右翼登场及“反YP体制运动”
第二节 1970年代右翼的“昭和维新运动”
第三节 右翼对《韩日基本条约》及领土争端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 中国对日政策的演变与佐藤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
第四章 新保守主义时代的右翼及其影响第一节 中曾根内阁的新保守主义
第二节 新保守主义时代右翼运动的新动向
第三节 中日恢复邦交后的蜜月期与第一次波折
第五章 1990年代知识界右翼团体的出现及其影响第一节 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及右倾化趋势
第二节 知识界右翼团体的形成及其活跃
第三节 “正论派言论人”的出场及其谬说
第四节 知识界右翼与上层社会及传统右翼的关系
第六章 围绕历史问题右翼运动的攻击矛头及其影响第一节 第三次攻击教科书逆流
第二节 知识界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谬论
第三节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风波及右翼势力的催动
第七章 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及右翼的作用力第一节 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第二节 战争遗留问题与民间被害诉讼
第三节 “中国威胁论”与日本“价值观外交”
第四节 围绕台湾与领土纠纷问题的右翼论调及其行动
第五节 借题发挥和制造矛盾，右翼的仇共反华活动
第六节 日本政权更迭与中日关系展望
结语 日本右翼问题的思考一 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趋势
二 右翼同执政当局、政党、宗教的关系
三 日本右翼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
四 日本右翼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五 几点思考
序章 日本右翼运动的源流
第一节 从“民权主义”到“国权主义”
一 “自由民权运动”的转向与玄洋社的成立
明治政府成立后，朝野上下围绕“征韩论”掀起一场纷争，被誉为“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被“内治优先派”击败，[1]西乡一怒之下辞官返乡，在鹿儿岛建立私学校，邀集同道友好，招收青年生徒，着手培养和积蓄反政府势力。随西乡一起辞职的明治政府参议江藤新平返回家乡佐贺，纠集旧士族起兵反政府，要求当局重新起用“中兴元老”（指西乡、江藤及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等人），对内维护士族利益，对外征伐朝鲜和中国。结果，江藤兵败被处斩刑。西乡的另一支持者板垣退助也辞官在家乡高知县成立一个“立志社”，后组建日本最早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以“天赋人权”为口号，鼓动失意士族掀起民选议院运动，向明治政府索要参政权。
由于明治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一部分旧士族失去往日的地位和权益。广大农民也深受地税、兵役及货币贬值之苦。除少数既得利益者外，社会各阶层普遍对明治政府不满，骚动或暴动屡有发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自由”、“民权”为旗号的自由民权运动不仅有旧士族的骨干发动，而且得到下层社会的支持，各类民权运动团体方兴未艾。从1883年到1885年，许多地区的农民自发组建起贫民党、困民党、借款党等群众组织，向地主、高利贷者展开减租减息、延期还债的斗争。
日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冲击着刚刚成立的明治政权的根基，引起政府专制派的担心和顾忌，于是采取了严酷镇压的手段，旨在扼杀方兴未艾的自由民权运动。1878年7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太政官第二十九号令，指示各地警察机构务必监视各地民众的集会活动，“万一其举动煽动民心，妨碍国家安全，警视长官及各地方长官必须颁令禁止”。[2]1880年4月，明治政府又颁布了《集会条例》，要求所有集会必须接受警察的监视和检查，“包括有教唆诱导他人犯罪之意，以及妨碍公众安宁”的集会，[3]警察有权予以解散，命令参与者退去，并对参与者处以罚款或监禁的处分。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又以明治诏书的形式宣称十年后（即1890年）开设国会，以稳定民权派的情绪。还向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暗送秋波，提供资金送二人出国考察欧洲的立宪事宜，并把板垣拉进政府，恢复其参议的职务，使自由民权运动出现分裂的局面。
在平息“自由民权运动”的同时，明治政府对外强硬派开始把目光瞄向海外。1874年4月4日，日本以三年前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害事件为借口，发兵征伐台湾，遭到台湾民众的顽强抵抗，但昏庸的清廷竟同意赔偿50万两银子了结此案，让日本侥幸赢得了这场战争，不仅把琉球纳入日本的版图，而且更增添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并把主要矛头首先对准朝鲜。1882年7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参议院议长山县有朋公开主张出兵朝鲜，“以我军队占据开港场所，或趁机占领要冲诸岛”。[4]在此强硬方针下，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攫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12月，日本驻朝鲜公使又公然派兵，支持和协助金玉均等朝鲜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夺取了政权。但在朝鲜王朝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仅仅掌控“三日天下”的金玉均等人逃往日本，更刺激了日本朝野上下的“伸张国权”运动。有学者评论认为，“引人注目的是，明治初期的‘征韩’、‘征台’，是以不满士族阶层为中心，但从‘壬午’到‘甲申’，对外膨胀的侵略论同自由民权、开设国会运动融合在一起，并扩展开来，明治政府推行的侵略政策获得民间阶层的支持，从此开始奠定了基盘”。[5]
以明治政府的国权扩张为背景，民权派也开始向“国权主义”转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权派中的旧士族原本就是支持西乡隆盛的“征韩派”。自由党头目板垣退助正是因为支持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失意而辞职，返乡后发动旧士族成立起“立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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