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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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
作者:苏秉琦
ISBN:978750865991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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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前面的话
张忠培
秉琦师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了，现中信出版社意欲出版这本《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向秉琦师致敬，并邀我为书作序。而我身为秉琦师的学生，不能逾矩为师长的著作作序，只能作跋。
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做出的贡献及所取得的成就铸成了一座巨大的丰碑。这座丰碑是中国考古学跨入成熟期、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其内涵是治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理论与方法，他从这一理论与文化得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中心或多元说和政权统一、文化多元说（即“满天星斗”）；以及文明形成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三种类型说，“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发展的三阶段说。这就是他的一个中国史观基本理论和两个学说。
无论是秉琦师的治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这一基本理论，还是他释读中国文化和历史进程的这两个学说，都植根于中国大地，是从中国考古学文化遗存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不对具体的遗迹、遗物做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就不可能发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也不可能发现生产技能的提高、社会关系的变动、生活习俗和艺术创作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不对各文化的总貌、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有所研究，对具体遗迹、遗物的研究势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苏秉琦先生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正是在做了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概括各考古学文化共性与差异性的宏观研究。这本文集既收录了《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文化与文明》这样形而上的研究著作，也收入了《关于“几何形印纹陶”》《瓦鬲的研究》这样形而下的文章，使读者更易于理解，由苏秉琦先生创立的治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及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说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中心或多元说和政权统一、文化多元说（即“满天星斗”）是在什么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在积累了多少实际材料的条件下和经过了多么长期的分析探索后才出现的。
苏秉琦先生在1981年正式提出了考古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已经出现这一认识。他说：“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这个“中国学派”，按照我的理解，即是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并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苏秉琦先生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引导着中国考古学的正确方向，是今天的中国考古学走向前方的一面旗帜。是以为跋。
2016年7月21日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选编代序
赵汀阳
王星邀请我一起合作选编这本《满天星斗》，我深感荣幸。我一直从事哲学研究，既非考古学家，亦非历史学家，如果说与苏秉琦先生有一些缘分的话，那就是我从苏秉琦先生的思想中获得过许多启示和教益，而此思想缘分与李泽厚先生的指路直接相关。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以哲学方法去反思“天下”概念，进而又分析“中国”概念，试图解释在“天下”和“中国”的历史性之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此项研究需要参照实证知识，不能仅仅依靠古典文本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路径和格局。李泽厚先生身兼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实为求学问道之近水楼台。讨论中，李泽厚先生屡屡提及王国维、陈梦家、苏秉琦、张光直、裘锡圭、徐萍芳、李伯谦等考古学家的成就。虽然时隔已久，我仍然记得李泽厚先生给我的三个态度鲜明的建议：（1）“物之所言比言之所言更有力，所以一定要重视考古学的证据”；（2）“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就藏在新石器时代的物证里”；（3）“要特别注意苏秉琦的思想”。应该说，前两点基本上是显而易见的共识，而第三点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味的方向指示。李泽厚先生对苏秉琦先生思想的“特别注意”很可能与他的哲学思维有关——他终究同时是或根本上是个哲学家，因此更关注物证所能够开发的思想，而这也是苏秉琦先生的学术风格：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几近哲学的分析和推想。
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在今天，满天星斗模型已经广为人知，应该说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最优解释模型，尽管并非没有异议，但其基本解释力却难以撼动。
苏秉琦模型中比较容易引起异议的是他关于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这个不符合传统情感的论断。其实苏秉琦先生的论点在实质上并没有“次生型文明”这个说法显得那么激进，他并没有否定中原文明有其本地根源，而只是指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合成性质，有着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来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响，其中，北方文明的南下影响形成一个Y型通道，即辽西文明和内蒙古高原河套文明通过山西晋地到达晋南的通道，这个Y型路径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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