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县域治理：结构、行为与变革——基于中部地区5个县的个案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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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版权信息
书名：转型中的县域治理——结构、行为与变革
作者：樊红敏　著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161-3404-7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296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意义和问题意识
二　相关研究和文献回顾
三　研究思路和主要框架
四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五　概念界定和个案县简介
第二章　结构：治理行动的再结构化
一　行动者：从县域领导干部群体到一把手
二　县委书记的治理行动
三　县委书记的治理策略
四　县域治理的再结构化
小　结
第三章　发展：不遗余力地经营
一　县域政府的发展理念
二　县域政府的发展模式
三　县域政府的发展策略
四　县域经济发展的治理逻辑
小　结
第四章　维稳：日益绷紧的神经
一　县域政府的维稳理念
二　县域政府的维稳机制
三　县域政府维稳的行动模式
四　县域政府维稳的治理逻辑
小　结
第五章　改革：模糊不清中的探索
一　官、学、媒改革话语中的思考
二　模糊不清中的改革探索与经验
三　县域治理改革的总体特征
小　结
第六章　方向：明晰中前行
一　县域治理改革的内容
二　县域治理改革的根本
三　县域治理改革的切入点
第七章　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基本结论：行政化动员型治理
二　县域治理的行动后果
三　县域治理改革的走向与对策建议
附录：县域治理综合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意义和问题意识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战略。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总体要求。只有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县域治理机制，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提供政治和制度保障。“郡县治、天下安”，县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当前县域经济占国家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而县域人口则超过全国总人口的70％，土地约占总面积的90％。而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给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基层治理改革也呼之欲出，据2009年《中国改革》杂志统计，在2009年中国改革十大“关键词”中，“县政改革”位居第四，成为关键词之一[1]
，县域治理、县政改革、基层社会矛盾成为学术和媒介场域的公共话语。县域本身的“问题”理路以及中国渐进改革的脉络共同构成了“县域治理”、“县域治理改革”的话语情境，从县域本身进行县域治理研究迫在眉睫。
县域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县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成为非常关键的一环。杨雪冬、贺东航以及笔者认为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中，县是最全面的微观单位，它在国家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能够全面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集中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县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对认识和理解中国政治具有重大意义。[2]
吴国光通过对县的人口和地域规模的分析认为，县政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主张大体上以目前的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重组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政府体系。[3]
在为笔者有关县域政治研究的专著所写的序言中，徐勇教授强调了县作为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枢纽，而又往往成为中央权力鞭长莫及之处的特殊地位[4]
；近期，徐勇教授提出的“接点”概念，形象地说明了县在中国政治架构中的特殊性。他认为，从县级政治看，县政承上启下，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权力运作与权力监控的“接点”部位；从县域社会看，县城是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地带的“接点”部位[5]
。也就是说“国家治理，成在县，败也在县”。而在当下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家治理框架下，县无疑处于整个政治系统的薄弱环节和脆弱地带。“接点政治”的分析框架不仅指出了县域治理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县域治理改革的思路，要“将县置于整体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分析，找准县的位置和特性，把握其薄弱环节，采取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措施”[6]
，而不是目前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压力为县域政治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要求，发展县域经济应当以积极推进县域治理改革为前提。城市化、城镇化不可能“化”掉中国的农村、农民，重建中国传统富有魅力的乡村生活方式是发展县域经济、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因此，“壮大县域经济”被提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但县域经济总量以及在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不平衡却极为突出。于建嵘、蔡永飞在调查中发现，“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没钱、没权、没人、没地。县级政府‘主导乏力’”。[7]
这些问题的背后隐含的是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结构的缺陷。发展县域经济，迫切需要以推进县域政治发展以及县域治理改革为突破口，着力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县域治理生态的恶化和权力运行的异化，使县政发展显得尤为迫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县域治理的结构性困境日益彰显：政绩考核制度所形成的GDP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妇联、计生委等都被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凸显了GDP主义的急躁和动员的最大化，县域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更是GDP主义所导致的县域发展不能承受之重；县域经济发展行政化使县政职能异化，近几年频发的县域群体性事件以及一些地方如重庆“打黑风暴”中“灰社会”或“黑社会”头目堂而皇之地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方面反映了县域政治的“灰”、“黑”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是县域经济发展行政化所开出的“恶之花”；而于建嵘、李连江的研究则反映了当前县域权力运行的异化问题。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凡是意图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无论措辞如何强硬，在执行过程中最终都难免陷入执行者“球员兼裁判”的困境，从而丧失刚性约束力，县级政府权力运行异化为领导个人的政绩和升迁工具。
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把县域治理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了包括资本市场、股份公司和现代税收体制的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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