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 [美]罗威廉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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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原书名：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作者：罗威廉
译者：李里峰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制作：精益制作组
更新记录：
V1.0(2014.12.29)，一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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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从前的革命盟友中国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在位于大别山区（它将长江流域与华北平原分隔开来）的麻城县，当地百姓报道了一起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突然之间一阵红雨倾盆而至。该县居民或许有些震惊，但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的家乡正处于一场血洗的风口浪尖，大规模的暴力狂欢夺走了当地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这样的事情绝非第一次发生。麻城人民的集体意识和地方认同中，深深铭刻着穿越过去的记忆：动乱时期一再发生的同样血腥的杀戮，以及和平时期数不清的日常暴行。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暴力之地。
我们将会看到，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官员和文人们，对麻城的暴力倾向有着充分的了解。西方观察家也注意到了这种倾向。例如，在1969年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中，美国政治学家小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试图研究在通往1949年共产党之最终胜利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某些地区为何比其他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革命的成长。他借助计算机所做的细致分析表明，多数情况下，在社会生态与共产主义诉求的接受程度之间确实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组织力量最强大的地方，革命最容易获得成功。但霍夫海因茨的确发现了几个例外（他称之为“温床县”），这些地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扩散和持续成功”对这个总体模式构成了挑战，他只能推断，其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因素”对暴力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助益。霍夫海因茨从中国2 000多个县中辨识出8个“温床县”，其中两个就是麻城及其邻县黄安，后者在 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的一部分。
本书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是麻城？更确切地说，我要探寻的问题是：当我们将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维埃根据地——置入极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时，中国革命看起来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更主要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区会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其延续时间之长，超越了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历程。为什么在这些地方，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似乎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选择？以相当长时期内——从14世纪蒙古人被驱逐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的7个世纪——单个小地方的经历为基础，本书希望对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暴力现象进行更广泛的探讨。我将表明：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暴力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是西方思想传统中许多作者的关注对象，包括批判性的政治思想家、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以及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家，这一反思性群体共同有助于我们探讨麻城的暴力。它首先提醒我们，暴力行为也许是正常的或经常的，而并非异常的。尽管暴力是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这一看法深植于当代西方文化，可在许多其他文化和大多数传统社会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关于暴力之构成要素、暴力行为之合法性的流行观点，其实是与社会历史背景相关的。而且，即使在同一背景中，关于暴力及其合法性的观念通常也存在着相互竞争，其中包括由国家将其视为犯罪行为的法律／政治观念（尽管国家本身也和私人或群体一样，惯于从事暴力活动），也包括一种或多种在流行道德观中起作用的不同理解。社会、国家和文化建立了习俗或规范，在其范围之内对暴力实践加以组织化、常规化乃至仪式化，以便抑制或引导它。面对这些习俗或规范，暴力行为可能会构成蓄意的合法性冲突，或者社会主流规范和主流话语的注脚。换言之，暴力有其表达性的一面，它是交流的媒介。暴力又是一种表演，它不仅意味着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在场，还意味着一个或多个目击者的在场。它也许会被用于明确的戏剧性目的——例如，展示被割下的头颅作为“越界的象征”。但即便是更平淡的暴力行为，通常也要依赖其可见性，依赖“所有卷入者都能从相关的行为和形象中至少获得某种基本共识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中国文化独特的历史运行过程中解读暴力的含意呢？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在整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实践经验中，中国和大多数人类社会一样暴力。不仅有本书中的证据，而且我们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大多数知识，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事实。与此同时，中国也和所有社会一样，设计了文化手段来驯服或抑制这种暴力实践，或者更恰当地说，来为人们提供应对其日常生活中暴力现实的工具。事实上，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其用文字表达的文化传统中（尤其是我们统称为“儒家”的文化单元），中国在谴责暴力行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共存确立为道德规范方面，要比许多其他文化传统积极得多。至少在20世纪之前，这种文本传统对于和谐、和平、礼貌的偏爱是如此一以贯之，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显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将中国历史的诸方面描述得更加平静，也许超过了它能够被证明的程度。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如下事实：这整个文本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对机制、规范的幻象，并非事实的描述。
人类学家斯蒂芬·哈雷尔(Steven Harrell)在阐述暴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之意义的出色成果中，强调了这一深刻的文化传统。哈雷尔指出：和其他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对暴力的谴责和憎恶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它“贬损军事成就的荣耀，将最高声望给予文人而不是军人，追求和谐甚于任何其他价值”。哈雷尔注意到，在童年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的儿童总会因打斗而受到惩罚，即使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侵犯者，因为他们没能坚决地共同避免冲突。我本人对汉语中最常用来描述我们称之为暴力的词汇做了粗略的调查——诸如暴、猛、悍、横、凶、戾、烈和某些用法中的狂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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