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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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中文版前言
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及秘舒、凌旻华两位译者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读者面前。中国正经历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性跨纪元变化，文艺科学界正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以试图理解“中国的重大转型”，我的书能在这个时机被译介到中国，真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
我从未到过中国。与其直接讨论令我神迷但我又知之甚少的中国现状，还不如借这个前言来概述一下《学做工》的一些主题和重点，这可能对你们——我亲爱的中国读者——研究和理解自身正在经历的时刻最为有用。我没有从某一特定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概述，而是秉着一种多学科或者后学科时代的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对我所选择的方法论的活力和未来至关重要；《学做工》正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例证，它是批判性民族志的实践。我和马茨·特朗德曼共同创办、编辑的《民族志》（Ethnography）学术杂志[1]也致力于打破并跨越学科的边界，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边界。在我内心，我希望鼓励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跨越学科界限，并担当起重塑民族志这一艰巨而美好的任务，将大多数人接受国家公共学校教育时的经历和文化描绘出来，而这些经历和文化通常是隐形的。
“茂宁赛德”版前言
尽管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一书讲的是发生在英国一所全日制中学的事，但是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教育亦有重大贡献。威利斯只身与在校学生相处，以人类学家敏锐的眼光捕捉社会底层生活，同时具备了一流社会理论家的远见卓识。在这篇简短的前言中，我想集中讨论威利斯对我们了解学校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并阐述他在哪些方面有助于解释美国教育中的社会关系。
过去十年中，大家就教育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展开了辩论，专攻学校研究的激进派马克思主义学者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一新“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在少数学者的带领下，成功地挑战了受约翰·杜威思想影响的对教育作用的传统理解。劳伦斯·克雷明的《学校的变革》（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详细阐述了截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教育史；对他而言，学校是建立民主、公平社会的主要机制。自托马斯·杰弗逊以来，公共教育一直被视为民主国家的标志；始于19世纪末的免费义务教育为贫困社会阶层提供了实现社会流动和充分参与政治经济机构的机会。克雷明认为，全民教育是实现公平梦想的关键所在。
尽管克雷明对学校发展的阐释引起很多评论家的争论，其关于学校实现社会平等的作用却几乎从未受质疑。20世纪60年代，那些为学校改革奔走的大部分进步分子所考虑的问题，都是如何实现杰弗逊和杜威勾勒的蓝图，如何通过改善教育让底层社会成员，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在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工作，提高生活水准。他们和克雷明一致假定：争取平等的关键在于教育系统，因为在工业秩序中晋升越来越取决于文凭。他们认为那些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文是必要的，但是只要少数族裔缺乏应聘高科技新工种的资格和条件，雇佣过程的公平性就难以得到保证。对于教育改革者和克雷明来说，学校为缩小阶级差异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但是，改革者们与克雷明的分歧在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改革多少才行。激进的教育改革认为不但要改革课程设置，更要变革教室内外的权力关系，在技术学校和大学里建立公开录取机制。然而，那些坚持20世纪50至60年代民权运动所宣扬的信条的人，坚定地认为学校是消除黑人和白人、工人和中产阶级、男人和女人之间日益拉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差距的起点。
这种把学校放在民主变迁核心位置的意识基于一种广为传播的信念，即美国经济虽然有起有落，但是终究会无限扩张。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起引航作用的政府——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创造机会。主要问题是美国人口中很多少数族裔被排斥在美国梦之外，饱受贫困、饥饿和疾病的困扰。学校自身不能成为让整个社会分享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消费的主要机制；但是学校对于实现全民中产阶级的宏远目标却起了主要作用：虽然不能完全把经济剥削造成的收入差异从我们的政体中消除，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差异。上述对美国教育的乐观信念受到激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抨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也许是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合写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这本书并没有局限在争辩如果学校管理更人性化或者民主化，学校是否就能实现所有的目标，而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派教育信念的基石。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与坚信学校确已或者可能创建民主的理论恰恰相反，学校从创立之初走的就是反方向路线。两位作者认为，学校是被资本赋予重任的机构，任务是为工业秩序再生产劳动力；在这个工业秩序中，工种有高低之分。学校不可能成为民主前哨，因为它们在结构上无法催生这些结果。公共教育的目标是为不同层次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生产不同的工人。有些学校培养经理人；有些培养技师和专业人员；大多数则为工厂和大型企业提供产业工人和办公室文员。除少数例外，学校的课程设置、权力关系和教室生活其实都是在说服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使他们相信他们注定要留在社会底层。即使有少数人“成功”跻身技术或管理层，能够获得高度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学校这个系统的目的不是争取平等，而是恰恰相反：强化不平等。
鲍尔斯和金蒂斯因而成为美国教育“再生产”理论最著名的发言人。学校再生产社会中的主导生产关系，包括社会流动性的再生产意识，这种意识使人们相信，没能提升阶级地位的人应该责备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毕竟，如果社会提供了晋升的机会，而个人没有获取打开这些机会大门的资格，或者在爬上权力和社会流动的阶梯后却没有达到要求的话，资本主义不应为此负责。在激进学者看来，学校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把不平等和贫困归罪于受害者，这种意识又通过全民公共教育得到进一步强化。
其他学者为上述将学校视作工业秩序下社会再生产工具的理论补充了证据，如迈克尔·阿普尔对意识形态和课程设置关系的研究挑战了学校教育的民主本质说；又如杰罗姆·卡拉贝尔对社区学院的研究发现，那些学院映射着工作场所和政治领域的统治关系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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