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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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近五年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
晚清政治变革视角下经世致用史学的研究
晚清秘密社会史研究
海内外满汉关系史研究概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太平天囯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捻军史研究回顾和展望
同光新政与派系纷争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
清末袁世凯集团研究述论
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研究的几个问题
附录 “晚清史论丛”目录
后记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张海鹏
[1]
一 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与联系
晚清史研究，是清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今天，这是毫无疑义的。在1999年姜涛发表《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
[2]

点破这一点以前，学术界的认识是不明确的。那以前，人们谈到清史，实际上并不包括道光二十年以后的历史。人们说到中国近代史，往往是指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似乎晚清的历史不在清史研究的范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即将启动之际，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个研究清史的著名学者开出一个清史著作书目，竟都是嘉庆以前的，我问道光以后的算不算清史，那位先生无以应对。还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今天在清史编纂工程中担任重要任务的学者，说自己并不适合在清史工程中担任职务，理由是自己的专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史与清史之间是存在壁垒的，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划有界限的。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说，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之间，是有某种区分的。这种区分，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当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首先出现以近代史冠名的研究所，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各大学普遍讲授以后。在大学里，嘉庆以前的历史放在中国古代史里讲授，道光以后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讲授。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就在学者中自然形成了。没有人专门论述过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问题，也没有任何行政部门就此发表过意见。这是一个学科成长的自然历程。
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学者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最近20年来，大多数学者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不管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如何演变，鸦片战争至清帝被推翻这一段晚清史，都包括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范围内。因此，从学科演变的历史来说，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换一句话说，晚清史包括在中国近代史内。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看晚清史，1840年鸦片战争起始，中国出现国势陵夷的数千年未见的变局：西方势力侵入，西方思想东渐，儒学日渐衰颓，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从社会底层到庙堂之上，各方面人士思想动荡，社会严重不安。随着外国侵略加深，不仅对外战争不断，国内战争也不断。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再到中国同盟会倡导、推动的革命，直至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出现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西方的机器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移植到中国，中国国内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社会上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新的知识群体，譬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譬如与传统士人不同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戊戌维新开始，国内逐渐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为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奔走呼号。这些社会新势力，都是区别于传统势力的。这也是中国社会从“沉沦”到“上升”转变的重要标志。
如果从清史的角度看晚清史，情形或许稍有不同。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始，中国出现国势陵夷的数千年未见的变局：西方势力侵入，西方思想东渐，儒学日渐衰颓，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社会底层各方面人士思想动荡，社会严重不安。高官显贵声色犬马如故，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朝廷，如何保住乌纱帽，对民间改革朝政的呼声往往视而不见，对农民起义或者革命行动一律采取镇压政策。从清政府一面看，中国社会是在“沉沦”中。庙堂之上不做认真反思，不谋对策，不思进取，没有危机意识，多次失去发展机遇。
所谓发展机遇，含义有三：一是要发展，二是要有国际比较，三是机会来了要抓住不放。所谓“抓住”，是指决策者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观察晚清社会，并不缺少发展机遇。只是由于当时的决策者不能很好认识迅速发展自己，以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必要性，以致机遇来临时不能很好抓住，终于造成晚清一系列因落后而挨打的悲惨境遇。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鸦片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打击，统治者并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朝廷对世界事务仍是懵懂无知，甚至《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道光皇帝对英国在何方向、道里远近仍全然不晓。林则徐、魏源们虽然得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正确认识，也撰写了《海国图志》那样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在日本引起轰动，在中国国内却反应寥寥。直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所向无敌，其势力活动于大半个中国，其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咸丰皇帝不得不“北狩”热河，清政府才切身感受到了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但最高统治层仍认为这些只是“肢体之患”，真正构成“肘腋之患”的还是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被彻底镇压以后，国内曾经出现了二十多年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统治阶层某些上层人物对中外发展的差距已有较多认识，政权相对也比较稳定，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事情未必不可为。日本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明治维新，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统治层中一部分人如军机大臣奕、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等发起洋务新政，造船造炮，发展军事工业，随后又以官办或官督商办形式发展了一些民用工业。这些人试图只在器物层面上作一些变动，而不变动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来谋求民富国强。即使这样局部变动也没有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的共识，顽固派、反对派，朝野上下所在多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只是居中驾驭，并无定见。这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统治阶级正好相反。一次发展自己的机会就这样没能抓住，失去了。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新政主持者们求富求强的梦破灭了。
晚清发展的第二次机会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到来的。甲午战后的民族危亡给那些不曾“入仕”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刺激和启迪。他们讲学办报，集会结社，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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