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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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如果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德1986年推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作为单位研究起点的话，那么，到今天单位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话题的兴起实际上还不到30年。但我们在盘点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会发现，单位研究展开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已取得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学界似乎也已公认：“单位”已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研究领域，任何试图对1949年后社会主义中国做出研究和解释的著作，都无法回避和绕开“单位”。单位研究之所以获得如此影响，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社会，单位制不是一般性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立的带有总体性的组织制度设计，它决定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和体制；同时也是因为单位研究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同步，单位研究的发轫和展开的过程，也正是单位制度变迁以及走向解体的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社会制度变革相激相荡，自然会产生与一般学术研究所不同的社会反响。
迄今为止，单位研究主要是循着“组织研究”、“制度研究”、“统治—控制研究”等角度展开的。而从2000年前后开始，伴随着单位制度的变迁和社区建设的勃兴，学界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单位—社区研究”。从总体上看，“单位—社区研究”捕捉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社会体制的转换问题，即在单位全能社会走向消解的过程中，新旧社会体制如何转换。本书即试图将单位制看作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特殊形态的共同体，从“单位共同体”的变迁及城市社区重建的视角展开研究。谈及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人们常将其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强调二者间异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但学术界一般都是将“单位制度”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的制度和体制纳入研究视野的，很少将其置于不同空间和地域文化背景下，探讨其具体的多元意义的变异，亦未关注研究单位不同类型的存在。鉴此，本研究将“地方性”变量引入“单位社区”研究，从“单位共同体”起源、形成及变迁的研究视角出发，以老工业基地若干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单位体制变革背景下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与经验，深刻体认其深层内涵，以丰富中国语境下城市社区建设理论，解决“单位共同体”变迁背景下城市社区重建等理论难题，较好地完成“单位社会”的转化过程。

一、“共同体”、“社区”、“单位共同体”
（一）共同体、社区理论的起源及发展谱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共同体”（Gemejnschaft）是一个最富有阐释空间的概念，其小可以是一个家庭、家族、群体，中可为阶级、组织、利益群体，大可以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天下、世界。同时，共同体也是最容易被误用的概念。“共同体有时是在一般的描述性意义上被使用，指某种人口集合或群体划分；有时又是在特定的规范性意义上被使用，专门用于刻画某种特殊的社会联结方式和交往关系。而且即便同属后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该术语，思考者所指称的内容及其所表述的目的也各有侧重。”
(1)
虽然共同体理论的内涵及存在形态容易引起一些歧异，但仍然受到学界青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共同体主义风行以来，更是备受关注。共同体概念之所以被学界如此看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晚期以来，步入后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正面临“大分裂”和“社会原子化”的挑战，而共同体恰恰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社会的良药。同时，共同体话语的指向非常宽泛，又具有极强的批判性，自然被广泛运用。诚如加拿大学者布赖登所言：共同体“通常被视为知识的核心；控制与管理的场所；身份的来源和‘传统’的贮存地；抗议、权力、权威、治理、问责的体现；政府操控的对象；抵抗与斗争（社会运动和一种可能的关于发展的想象）的场所。因此，共同体是一个极难理解的社会对象，它很少遭遇到批判性的审视（特别是那些对其高唱赞歌的人，如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家）。共同体经常被援用为整体的、无差别的且具有内在权力的事物，用同一种声音与国家、跨国非政府组织或者国际法庭对话。共同体当然绝非如此”
(2)

。
1．共同体理论的起源
在学界关于共同体的诸多界定和论争中，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毫无疑问是此话语最早的开拓者，其观点也最为系统深刻，也是传播最远、影响最大的。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著作中，滕尼斯运用两分法的分析范式，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抽象概括出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类型———“共同体”与“社会”。在讨论二者的区别时，滕尼斯着力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共同体应该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
(3)

。“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青年人被告诫别上坏的社会的当。”
(4)

“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
(5)

共同体还应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
(6)

。总之，正如后人所概括的那样：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
(7)

。
从历史上看，滕尼斯上述关于共同体的观点只是对欧洲由传统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诸多经验事实的理论抽象概括，带有一定的理想性和浪漫性，表现了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共同体缺失”的一种惆怅和焦虑。“在滕尼斯的著作中，对典型的共同体形态的理想化描述反映了一种对于田园般社会形态的憧憬，但仅仅列举几种明显的社会现象并不能满足对这一理论进行现实操作的条件。村社、邻里仅仅成为一种故乡的象征，而非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精确定义。”
(8)

由此，学界将滕氏的共同体理论视为“社区消失论”的代表性人物
(9)

。滕尼斯提出与“社会”相区分的“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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