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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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导论
一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
二 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旨趣
三 地域以及作为族类标签的“夷”与“彝”
四 彝文献的性质
五 本书基本框架
上编 从“异域”到“羁縻”：宋至清初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社会
第一章 王朝的“异域”：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
第一节 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
第二节 “勾”政权与“则溪”制度
第三节 文字及其传承与使用者
第二章 地方传统对“羁縻”政治的制约
第一节 元代的经营
第二节 明代土官职名的规范化及土官文职武职考辨
第三节 “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明代土司对王朝的基本义务
第三章 驿道、卫所与教化
第一节 朱元璋、奢香与川滇黔驿道
第二节 “一线之外，四面皆夷”：卫所的设置
第三节 卫所、移民与文化移植
第四章 彝族制度在明代的变化
第一节 承袭制度之演变
第二节 汉人进入勾政权
第三节 彝威与汉威：充满矛盾的统治认同
下编 从“新疆”到“旧疆”：改土归流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变化
第五章 开辟“新疆”
第一节 彝制的崩溃
第二节 进入“版图”：从则溪制到流官制与里甲制
第六章 改流后的土目与布摩
第一节 土目、家奴、佃户及土地关系
第二节 主奴之争与主佃之争
第三节 布摩阶层的变动
第七章 移民、矿业与农耕的发展
第一节 移民的潮流
第二节 黔西北矿业的发展及其对全国的影响
第三节 从畜牧到农耕的发展
第八章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演变
第一节 黔西北彝族族类界限观念的演变
第二节 文化变迁与族群意识：普底黄氏家族的个案研究
导论
一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
近年来，随着Fredric Barth、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关于族群、民族的理论被引入中国史研究，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从血统、语言、文化等“客观”标准分析中华民族（或中国国族）形成的局限。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延续的国族实体，
[1]

人们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后，才会相信他们自己属于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清末民初，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为了政治需要，通过重新诠释黄帝、郑成功、文天祥等一系列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建构了一部前所未有的“民族历史”，为“四万万”人民建构了同源同祖的集体记忆，并将本来表达“忠节”等意涵的英雄（如岳飞）诠释为寄托“民族魂”的英雄，从而也就建构起了中国的国族。
[2]
民族国家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历史现象，上述研究说明，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国族具有经由“想象”而形成的特点。但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因为它们未能回答：如果说中国国族仅仅是一种近代建构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成功建构出一个横跨近千万平方千米、覆盖数亿人口的国族共同体？为什么梁启超等人振臂一呼，应者便“闻风景从”，在数十年间就成功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联系到“二战”后在非洲等地区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内部族群之间未能和平共处，以致内战持续不断的例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
依笔者浅见，国族建构论的缺失可能在于对传统的过度割裂。近来已有学者在赞同中国国族与民族经由近代想象而形成观点的同时，指出必须要注意“创造”与“想象”之前的历史事实与相关历史记忆基础，以及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和资源分享、竞争背景。
[3]

本书则强调，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认同、经济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
[4]

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成功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象的。美国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或多或少触及中国的这一特质：
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
[5]
传统中国社会高度整合的情形及其内在机制，是国际汉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的不少学者也为此殚精竭虑，正如耶鲁大学萧凤霞（Hellen Siu）教授所云：
一个最能激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的课题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实体，不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有那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又经过那么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
[6]
在过往的研究中，许多人类学家借用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架构，“找到了他们研究的焦点”，即把载于历史文献的复杂文化机制视为大传统，将其归于汉学的研究范围，人类学则退居于研究乡民与村落的小传统。
[7]

这种二分法忽略了传统中国社会整合性的一面，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8]
为了更好解释中国社会的统一性与差异性，1965年，英国人类学家华德英（Barbara E.Ward）通过对香港水上居民的研究，提出了动态的、多重叠合的“认知模型”（Conscious Model）。按她的描述，每个中国人的头脑里都有三类“认知模型”，一是“自制模型”（Homemade Model），即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及文化制度的构想；一是“内部观察者模型”（Internal Observer’s Model），即针对其他中国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显然，因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自制模型”是千差万别的，并且对其他社群的构想与当事人的自我认知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变异并不妨碍中国社会的统一性以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因为中国人的心中还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这是对传统文人制度的构想。由于科举制度，中国的文人长期研习居于正统地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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