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罗志田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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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　录
自序
1　引言：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2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3　音乐与史学：晚清学术的多旋律并进
——评介彭明辉著《晚清的经世史学》
4　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
5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
——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6　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
——20世纪20年代一位学人的观察
7　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8　陈寅恪史料解读与学术表述臆解
9　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
——旧文新解二则
10　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
——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
附录一　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
附录二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
——《怀柔远人》译序
名家专题精讲·近代中国史学十论
定　　价：　16元
作　　者：　罗志田　著
ISBN：ISBN 7-309-03714-6/K.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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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
装　　帧：　平装
页　　数：　340页
字　　数：　274千字
出版日期：　2003-1
★　内容提要
本书各文均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但又与一般极“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言说不甚同，大体遵循一种“史无定向”的取径，不固定从某一专史分科的特定方向看问题。前半部分或考察一本旧籍在近代学统里的沉浮，或关注学术的多旋律并进，或揭示学术典范的转移，或分析新旧史料观的错位、或探索历史记忆的损益；后半部分主要与青年史学从业者对话，讨论与“史学方法”相关的史料解读、史学表述、近代史研究走向、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等面相。
自　序
本书所收十篇文字均刊发于2000—2003年间，都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其中前几篇约为陈述性的，接近于通常所说的学术史；后几篇则多是议论性的读书心得一类，稍偏向于分析。大体而言，前一类文字的预设读者基本是同行，后一类则更多是与初涉史学之人的交流。若以今日官方的学科分类言，这些文字或比较靠近所谓“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这一二级学科，但今日国内专治“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者恐怕未必视本书所收各文为其“同道”，我自己也知道学力有限，向不以为可以在那一领域里“发言”。
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今日实行的仿西式学术分科确立时间却不算长。不过，在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滥觞之际，章太炎、梁启超就已提出了类似今日所谓“跨学科研究”的主张〔1〕。这一取向近年来在中国内地更得到大力提倡〔2〕，然而若从社会视角看，史学之下各子学科的畛域又还比较明显。譬如各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现在大都“整合”为一科，但从课程的设置、学会的组成到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大体仍可见比较明晰的“边界”。
以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播电视一律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各地的广播电台通常都有一定时段的方言节目（那时电视台甚少）；如今媒体讲究“煽情”，就连中央台都出现不少带有地方口音的主持人，但除民族语言外，各地的方言节目似乎都停歇了〔3〕，却出现不少探讨“地方特色”的话题和方言电视剧。类似的诡论现象史学也有：当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的“普通话”时，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着一些专门史的“方言”风味，然而各专门史的区分却较前更受关注，有的还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某某史”这类论题的持续探讨，其实就是一种希望进一步划出或划清学科“边界”的努力。
这方面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史，近年处于上升地位的各专门史中，社会史应属比较成功的一科，而其画地为牢的正名意识也相对更强。历年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中常见试图为“社会史”正名的论文，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只有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会史”，否则便只能算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史学〔4〕。其实即使是后者，也渐已形成某种大致众皆认可的认知，即应该以社群（通常隐约带有大众化的或反精英的意味）和特定范围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尽管近年“礼俗”和“生活”这类过去社会史的常规论题已渐溢出而有“独立”的势头了。
反之，思想史这一近年也处于上升地位的专门史〔5〕，则表现出相对宽广的包容倾向，其一个特点是许多人往往将思想与文化连起来表述为“思想文化史”；惟就一般意义言，“文化”似较“思想”宽泛许多〔6〕，前些年西方所谓“新文化史”更与通常所说的思想史大不相同〔7〕。另外，为思想史划分界限的正名式论述迄今少见，即使像葛兆光先生这样“专业意识”较强的通人（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却远不止思想史），也多在思考“思想史的写法”及“什么可以作为思想史的史料”一类问题，其基本立意是希望思想史更开放而非更封闭。
我自己蒙一些同人抬爱，常被归入“思想文化史”的范围。较广义的社会史论文我也写过一两篇，那些文字却常常不被认为是“纯正”的社会史。尤其是我曾试图学习从社会视角探索思想史的取向〔8〕，便有不少怀疑的反应；我自己的学生也曾就此提出疑问，因为他们感觉并未在拙文中看到多少“社会”。这里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我的表述有问题，未能清楚说明我所指谓和尝试的主要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同时也可见“社会史”学界近年厘清其学术畛域这一努力的成功，读者对“社会史”已具有某种预设性的期待，未见其所预期的内容或未闻某种特定“方言”便易感失望。
蒙文通曾说，“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比如以黄老和今文学为代表的“老子、孔子之学何以在汉代战胜百家之学”这一大问题就当从其得势之原因和所起的作用着眼，“从这里看孔、老，似乎比专就孔、老哲学思想看，更有着落”〔9〕。这就是典型的从社会视角观察思想和学术。傅斯年留学期间的笔记中有一条论及汉代经学，认为当时经学的“家法之争，既是饭碗问题，又涉政治”，大致体现了类似的思路〔10〕。
许多年之后，美国文化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论文本解读说：旧的诠释是要想知道文本的意谓（ask the text what it means），而新的分析则要了解其怎样起作用（ask how it works）〔11〕。詹明信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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