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五十年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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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妻子——弗朗士
后记
这本书还剩下些什么呢？
很多事件、很多危机、很多协调会、很多出戏……但是，最后人们跟我说，成果却没有多少。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至1965年运转良好的体系——的垮塌，并没有被阻止。事实上，这次垮塌是计划好了的。美国过多的债务，美元的虚弱，国际上没有国家愿意公正地使这个体系运转，没有公正地将体系的调整既分配在债务人身上也分配在债权人身上，这些都是危机的组成部分，最终危机导致了体系的垮塌。
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塌后，人们并没有对国际货币体系启动真正的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创立，G20的思考，多边监管的尝试都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体系。国际流动性的问题并没有总是以合理的方式得到对待。凯恩斯和特里芬的疑问总是让人烦扰。
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用自身的天资理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败。凯恩斯本想创立一种由世界银行发行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但是他意识到了这种体系的脆弱性，体系中现金增多，这对于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却完全依靠美元的发行。他同时预感到，跨国的资本流动可能会让系统失衡，并且对汇率造成一些不固定的浮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文中引入了一些“防范条款”，而现在它们似乎已经过时了。这些防范条款允许在必要的情况下，对那些与商业交易无关的资金流动实行外汇管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对于稀缺通货的条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被宣布“稀缺”（比如说当美元匮乏的时候），这些防范条款就可以去限制该国家的出口。
特里芬在1960年就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特里芬难题”。考虑到美元的中枢位置和美元对体系运转所施加的垄断，有两个剧本依他来看是可能发生的。第一个假设：美国活期账户平衡或盈余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假设这个国家不会向外部出口净资产，美国产品的外国进口者就不会有足够的美元去支付他们购买的东西，从而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而美国则希望能给自己的经济增长和消费上润滑油，于是发行了大量的美元，并以赊欠的方式从外国进口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危险是美元会失去信用，而这种信用是与其在体系中的中心货币地位所关联的。同样，美国的黄金储备很可能不足以保证黄金与美元的兑换性，而美元是唯一要承担这项义务的货币。发生的事情说明特里芬的话是有道理的。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难题第二分支：美国的债务太多了，美国的位置发生逆转，美国成为资本的进口国，美元的信用危机发生了……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几年中，美国的债务造成了极度的紧张。投资者希望能将货币多元化，而不仅仅只有美元。美元——黄金这个枢纽只有在一种权宜的价格下才能维持住（黄金的官方市场价格是固定的，这个价格与自由市场中的黄金价格是分立的，各中央银行之间的掉期交易，鲁萨债券……）。
事实上，成员国对于深度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解决问题是无能为力的——问题从来没有被真正处理过。大债务国（美国）的世界责任和债权国（德国、中国、海湾国家、日本等）的世界责任的失衡已经变得结构化了。
1973年，我们希望能进行普遍性的浮动，并且可以有对汇率操控的无限制自由。我们已经看到，债权国在外汇市场有了大规模的美元介入，这种介入所产生的现金伴随着过度的债务，而在这种债务之前，货币体系遇上了困难。当今大经济体的国际债务从2007年到2014年仍然增长了五十六万亿，且速度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当下异常灵活的货币政策继续在麻痹市场，但是泡沫正在形成……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货币是不能解决由体系缺位所导致的问题的。
自1971年起我们所了解的国际货币形势有两个不对称：一些像美国这样的结构性债务大国完全没有受制于经济重振的限制，因为它们能很容易地在市场上找到资本。相反的是，那些遭遇债务危机的更贫困的国家借债就更困难了。它们因此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要遵守要求的条件。
第二个不对称是，那些结构性债权国事实上免除了这些条件，这对于那些相对于美国无足轻重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那时起，世界在金融上就误入歧途。无数国家在处理它们的结构问题时，政策的犹豫加大了工业国之间竞争力的差距。当然，货币的浮动可以有助于减少这种不同，但是这只是在短期内有效。对于那些稳定汇率的尝试——在30年代这些尝试很多，它们虽然是有理有据的，却注定要伴随一些危机和动荡，同时国家之间生产力的差距和结构性差距在继续扩大。
从这种观点来看，欧洲货币体系的历史和欧洲货币联盟的历史是有启发性的。欧洲中央银行运转着，且存活下来，取得了很好的信用。它多次加强了自我管理，但是经济联盟还处于模糊状态。只有经济政策真正的一致，才可以长期地稳定欧元区。无限地发行货币只能是饮鸩止渴。
这些事情的发展足以说明，国家和经纪人借钱是多么容易。
最近四十余年的金融世界太无序了，这种无序促使了债务轻易地得以产生。资本活动越来越自由和巨大，这让国际货币的“无体系”在没有太多困难的情况下自己进行融资。以我所了解的情况，各政府从未向国家代表提出社会的真正选择，这意味着，对后代的无限定债务通常是为了经常性开支而不是对未来的投资。
在预算方面的选择自由曾是我们制度的源头。但是如果我们留给后代的只能是在支付沉重债务和否认债务中做一个选择，这种选择的自由是大打折扣的。
之前的像罗日尔·格兹（Roger Goetze）、吉尔伯特·德渥（Gilbert Devaux）、雷蒙·玛尔提内（Raymond Martinet）、雷诺·德·拉·热尼艾尔（Renaud de La Genière）等这样的预算负责人变成什么样了呢？这些伟大的职员长期待在他们的职位上，并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对他们的部长说“不”。现在，高级官员们转得更快了，通常对权力的压力也更为敏感，而他们离这些权力也更近。
但是这些来源于轻率政策的大量债务也达到了它们的极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仅需要通过减少非生产性的公共支出来控制预算赤字，也需要解决因为无知短视造成的结构性堆积问题。
这本书说到底是一本记录金融危机的书，市场最终总会惩罚那些滥用改革、走极端和持放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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