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枪与账簿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 中国与东亚世界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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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写作缘起与若干说明
我过去几十年都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重点是明清江南经济史。但是近几年来，研究兴趣发生了改变，研究领域从经济史扩展到了政治史、社会史和军事史，研究地域从江南扩展到了全国乃至东亚世界，研究时期则从明清缩小到了晚明。这个改变始于 2008 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时。在那里，交流最多的同事是现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的霍夫曼（Philip Hoffman）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主要治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我们可谓每天朝夕相见，无话不谈。当时他正在做近代早期西欧（特别是法国）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听了他对该研究的看法，不禁唤醒了儿时的记忆。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小时候我也喜欢玩“打仗”和“探险”的游戏，到了中学时代，又读了不少中外的边塞文学和战争文学，对历史上的战争情景充满想象。苏联作家瓦西里·扬的《成吉思汗》，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因此，我在经济史研究之余，也开始做些明代军事史的研究，作为调剂。不料对军事史的兴趣愈来愈浓厚，研究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2009 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期间，去剑桥看望友人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其著作《都铎-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巫术》（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摇篮》（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为名著。但是他近年来却转向与以往非常不同的新研究领域，写出了《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与过去的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我问他何以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他回答说：在原来的研究领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维方法已经定型，很难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新想法，那么研究就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工作。日复一日地进行习惯性工作，没有挑战，难免丧失研究带来的乐趣。转向新领域，必然面对新挑战，从而激发思维，获得乐趣。做学问是为了获得真正的乐趣，至于成败利钝，并非主要考虑的内容。我非常佩服他的这种精神，也十分赞同他的看法。虽然我没有他那样的才气，但是至少在自己多年从事的领域之外尝试一下别的研究，也不失对自己的一个新挑战。
在晚明军事史的研究中，我发现远不如我先前所想的那样容易。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涉及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晚明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在这个时期，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始。不把中国的历史放进这个大过程中去研究，就会陷入一种“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地。然而在晚明时期，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是今天学界的一大热点，但是尚未有共同的看法。没有这种共识作为依靠，研究就很困难。因此对于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重大挑战。
新领域、新问题带来的挑战是每个历史学者都会遇到的，正如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对于历史学家，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对于所有客观的科学家，前面有如一个新大陆，永远值得探索。”如果面前没有一个新大陆去探索，史学家的工作可能就会像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所说的那样：“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工作中“完全沿袭传统”，“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
除了这两个，还有其他挑战。在一次访谈中，历史学家夏伯嘉先生谈到当年在耶鲁求学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其中之一是史景迁教授。他说：“史景迁文笔非常好。在中国史专业里，有些人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够专业化，有些人则觉得很有启发性，因而产生了些争议。但是我觉得他给学者的启发在于：历史不能写得很枯燥。怎么把历史写得有意思，这是对我们所有历史学家的一种挑战。”要写得雅俗共赏，不仅需要改变写作套路，而且也要改变写作的语言。正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说：“能用简短的言辞就能说明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冗长的词句呢？抽象的思想需要通俗易懂的例证。”这些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习惯了专业论文的写法，积重难返，要改变文风，确实是一个重大挑战。
就我而言，治史数十年，也写了不少专门的史学著作，如今要把一些体现国际史学新潮流的看法、想法写成一本面向大众的小书，就必须改变习惯了的写作方法。但是由于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各种挑战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在国际中国历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名为“冲击-回应”（Impact -Response）理论，是美国的中国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在西方影响很大，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赞同。这里姑且不谈这个理论，只是借用这个说法，即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刺激，就不会产生反应，机体的潜力也就得不到发挥的机会。在治学方面也是这样。没有挑战，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工作，研究工作将会变得如巴勒克拉夫批评许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生产出与过去一样的产品。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也就接近尾声了。
在我接受了自己提出的新挑战后，多蒙复旦大学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和复旦的同行和学子们一同探讨我在这项研究中所涉及的若干问题。2013 年，复旦大学邀请我去做“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商战与实战：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为了做好这个讲座，我把这两年来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做了一个梳理，将其整理出来，分为五个专题做了讲演。在这个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这本小书，书名也改为《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这本书只是我的新研究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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