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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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技艺
寻找历史
我从6岁左右开始见识历史的魅力。那时我在看卢克·菲奇·帕金斯的“双胞胎”系列，为荷兰那对双胞胎的命运牵肠挂肚；为美国大革命时那对双胞胎的事迹感佩不已，他们勇敢地在船舷上涂上了“自由（freedom）”一词的反写——“莫迪尔夫（modeerf）”号；还为那对比利时双胞胎忧心忡忡，他们的家园布鲁塞尔在1914年沦为德国的占领区。
“双胞胎”之后，我迷上了亨蒂，开始与加拿大的沃尔夫同喜同悲。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的大小仲马时期，这时我对瓦卢瓦王朝、皇后、皇室情妇还有那些公爵如数家珍，我们一家去法国城堡参观时，我就能指出，谁在哪间屋子里捅死了谁。接下来，柯南·道尔的《白衣军团》、简·波特的《苏格兰酋长》毫无疑问影响了我。当我穿戴苏格兰格子衬衫和天鹅绒圆帽，装扮成高贵的华莱士，生平第一次参加化装舞会时，周围却是一群12岁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朱丽叶，两相对照下有一种无声的悲剧感。在书中，女伯爵背叛华莱士的一段有一个注脚我至今难忘。“这个邪恶女人的罪行，”书里阴郁地说，“已经被历史证明。”
及至我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我没费什么力气就选出了自己的兴趣方向，后来我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历史文学方向，而不是纯历史。在大学，我从没有感受到有哪一个时刻，决定了我以后要进行历史写作，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迟迟未见踪影。但拉德克利夫确实给了我历史写作的动力（不用说，也给了我历史的教养）。这种动力一半来源于出色的课程和出色的教授。有意思的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三门课中，有两门都是文学，不是历史。它们是欧文·巴比特教授的“比较文学课（2）”和约翰·利文斯顿·洛斯教授的“英文课72”。后者在课上的看家绝技是讲授《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的创作起源。他仰慕华兹华斯，崇拜济慈和雪莱，会用12周的时间让自己信马由缰地大谈柯勒律治诗歌中的意象，再花上至少一周分析打断他创作的不速之客——“波洛克来的人”。洛斯讲课时激情四溢，这让我们，至少是我臀不落座，倾心受教。
这种精髓和氛围在麦基尔韦恩教授的课上也可见一斑，这门课讲授自《大宪章》开始的“英国宪法史”。作为知名学者和历史学家，麦基尔韦恩教授对只有四个人选他的课不以为意，对他先在哈佛讲过一遍，又再来对我们原样照搬的安排也安之若素（是的，那时就是这么个奇怪的传统）。这是因为他当时正狂热地爱恋着盎格鲁的法律和《大宪章》，我记得，特别是第三十九条。和一切坠入爱河的人一样，他急不可耐地要告诉世人他的爱物是如何美丽动人。他一头银发，两颊绯红，一双蓝眼睛闪着我见过的最亮的光。虽然《大宪章》第三十九条我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但我却记得他在热烈讨论时眼中如何星芒闪烁，我又是如何再次臀座分离；我还记得，为了表达敬意，我本准备全力以赴答好这一课的期末试卷，却发现卷子上有一半的题目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他忘了提前告诉我们。最后这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他给我们四人都打了“A”，可能是感谢我们给了他又一次机会，让他谈论挚爱的《大宪章》。
和前两人不同，巴比特教授是个古典主义者，排斥浪漫主义，对一切激情嗤之以鼻。但他对激情的蔑视是如此激情澎湃、精力充沛和博学多闻，他以一种管风琴赋格曲的形式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最终达到了一种激情饱满的状态，听得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全神贯注，津津有味。
尽管那时我毫不知觉，也并未有意地培养对自己研究对象的热爱，但正是这种热爱，才是写出好历史和一切好文字必不可少的关键。几个月前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晚餐时和老师们及当天的到访嘉宾结识。一个历史系的年轻老师对我说，他特别羡慕我能有《八月炮火》这样的写作主题，他现在正在做博士论文，可是却陷入了死胡同。他的论文写的是早期在刚果布道的一个传教士，以前还没有人做过此人的研究。我问他目前的困难在哪儿，他绝望地摇晃着手中的鸡尾酒说：“我就是不喜欢他。”我感到悲哀，为他，也为当前的学术环境。我不知道读者中有多少人正在或将要念研究生，如果你的论文题目是“洛佩·德·维加晚期戏剧中勒班陀战役的潜在意象”的话，我希望你是真正强烈地关心其中的“潜在意象”，而不是因为你所在的院系认为这是一个原创度很高的题目。
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不是博士论文，而是我的本科优秀论文，我从没取得过博士文凭——一个塑造我今后职业生涯的事情出现了。它并不得益于我的导师、任课老师、同窗和任何一本伟大著作的启发，也不受惠于来访讲学者光芒四射的榜样力量——即便是查尔斯·韦伯斯特勋爵这样优秀的学者——而是来自于怀德纳图书馆。它是我的“阿基米德浴缸”，是我生火的树枝，是我发现青霉素的培养皿。我在那里众多的桌椅中拥有了一张自己的靠窗小桌。我刚得知它们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阅览桌（carrel）”，这是我当年都不知道的一个诨名。我的座位就深埋在序号为“942s”的群书中（英国史的存放处）。我在丰富的书架间随兴徜徉，随心所欲地翻阅。这种经历妙不可言。在大约15年后正式开始历史写作前，我学术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怀德纳的书架中度过的。我的女儿露西，也是1961级的校友，有一次对我说，她每次去怀德纳就会想，在这个大迷宫里她应该带上指南针、三明治和哨子。其实，我对于自己能否顺利走出这个大迷宫从来也不是信心满满，不过每当我来到这里，就像是一头母牛被带到了一片新鲜的苜蓿地，欣喜若狂，根本无暇担心晚上会不会被锁在里面。
有一次我在里面耗到很晚，出来天已经漆黑，早过了宿舍的晚餐时间。发现兜里只剩一个钢镚儿，我大惊失色。外面寒气袭人，而我饿着肚子。我盘算着，是用这一个钢镚儿买一块巧克力吃了之后，在寒风中走回家呢，还是把钱花在坐电车上，空着肚子回家。就像“美女还是老虎”的故事一样，我只记得了那个艰难的选择，却忘了它最终的结果。
在书架间游荡的成果就是我的论文，那是我持久的历史写作生涯的第一次尝试。论文题目叫“大英帝国的道德合法性”——无聊的标题，而且并不准确，我的本意是写帝国主义者对帝国存在的道德辩护。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既美妙又痛苦的经历。美妙是因为我在查找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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