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故事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第一章 剑桥大学“受洗”成立前言

　　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剑桥大学8个多世纪梦幻般的嬗变像谜一般充满遐想。　　在中世纪，剑桥大学是欧洲宗教神学和政治菁英们的精神堡垒。当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席卷英伦的时候，剑桥则成为英国文艺和科学复兴的重要阵地。16世纪的工业革命和18世纪的自然科学风暴又激发了她生命中最大的能量，孕育了英国乃至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是，在这些辉煌的背后，剑桥却缠绵着更多的不为人知的人文历史――它神秘，乖张，可歌可泣和引人入胜。　　我们很难从大英辞典的浩瀚词汇中找到一个确切的词句来形容剑桥大学的传奇历程。当牛津的逃亡者们栖身剑桥镇的时候，剑桥大学注定要提前承载一段不同寻常的磨难，以至浸渗了皇室心血和折映出英国政治光谱的剑桥记忆，在几个世纪内几乎都散发出一种古典的忧郁气质。这分明是剑桥大学一个趋向性的标识。而正是这种温敦亦或包容的个性气度使得剑桥的科学研究更有耐力，学术锋芒更具杀伤性。整整8个世纪，剑桥在坚忍中承受历史赋予她的这种磨难和荣光。她独特的人文气质影响了世界学术研究的历史进程，她以“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大智慧铸造了英国乃至世界人文科学教育的帝国大厦。　　浩如烟海的剑桥史传递出人类文明的繁复信息，而本书则采用了重点详述的叙事手法，挖掘剑桥大学历史中最为精华和神秘的部分，时间跨度从13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七八个世纪。如果大家能够从中发现剑桥虽挫折而不衰，虽勃发而不竭的历史动力，我们定会聊以欣慰。其实，凝聚在剑桥血脉当中的矛盾和乖张，坚忍和执着正是她游离于学术之外的、最为重要的人文素质的一部分。　　剑桥的魅力吸引着众多对剑桥神秘世界怀有期待的人，而该书所记述了的剑桥故事无疑会给你带来历史的想象和追问……

第一章 剑桥大学“受洗”成立牛津逃亡者栖身剑桥镇（图）

剑桥叹息桥 1840

　　公元1209年，英格兰中南部的牛津小城发生了持续性的悲剧事件――　　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在练习射箭时误杀了镇上的一名妇女。这意外事件随即酿成了牛津学生与居民之间的一场流血冲突。愤怒的居民把牛津大学的数名教授和学生抓起来，进行严刑拷打，其中有3名学生被残忍地吊死。　　事件发生后，牛津大学便以全校停课的方式来抗议居民的暴行，同时要求牛津地方当局惩办凶手，以还牛津大学一个公道。然而当局生怕事件闹大，不敢罪责居民，令师生甚为失望。当局的软弱助长了居民的嚣张气焰，情绪激动的居民不但誓不交出凶手，反而窜到大学见人就抓，抓人便打。　　为了躲避凶险，牛津大学的师生怀着对牛津当局的失望心情，纷纷收拾起行装，逃离牛津，其中有大约12名学者来到位于一片辽阔的沼泽地边缘的剑桥镇安顿下来。　　剑桥是英国人祖先前往韦塞尔克斯狩猎的重要渡口。公元之初，罗马人入侵不列颠，在剑河两岸安营扎寨，筑路架桥，遂成小镇。公元11世纪中叶，不列颠被诺曼底人征服，剑桥开始呈现发展迹象。12世纪时，圣芳济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来到这里定居，兴土木，建教堂，传播宗教文化，剑桥镇渐成规模。　　其实，英国早期的编年史对剑桥这个地名的提法都不一样。大约在公元730年，剑桥的英文名是Grantacaestir；公元745年这里称Grontricc。在公元875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人们发现剑桥地名写成了Grantebrycge。据说，这是将河名与桥连成一个单词使用的首例。在此后的岁月里，该地名曾出现过至少3种不同的拼法，直到伊丽莎白时期，才有了现在的拼法，即Cambridge（剑桥），这个名称也被正式确定下来。　　尽管剑桥名称历来存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与流经该地区的剑河（Cam）有关。剑河在英国最早的历史中叫“格兰特”（Grant）或“格兰塔”（Granta）。在13世纪的剑河上有约11座古朴而别致的桥梁横跨两岸，形成独特的剑河风光。而现在“格兰塔”已被认为是剑河的一条支流。　　剑桥镇随着12世纪传教士的闯入而发生深刻变化，寺院文化和商业气息逐渐浓郁。13世纪初，英王约翰特许每年8月和9月在剑桥镇东的斯多尔桥举办集市。这个集市的规模在当时英格兰无出其右。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已很难找到昔日车水马龙的印迹了。　　从牛津逃出的学者来到剑桥后，发现原来这里的3所寺院已驻有一些学者。这些学者是依据当时在法国和意大利一些早期中世纪大学采用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活动的。剑桥教区对教育的热情使牛津学者们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出口。这些学者大部分很快与寺院学者融合为一体。他们成为日后成立的剑桥大学的第一批基础教员。

第一章 剑桥大学“受洗”成立“野蛮人”查理曼与中世纪寺院教育（图）

查理曼大帝

　　毋庸置疑，剑桥大学的创立得益于中世纪的寺院文化，中世纪基督教的土壤孕育出剑桥教育的帝国时代。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文明由西欧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组成，但随着公元400年时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欧文明得以一枝独秀。13世纪末的西欧文明无非是教会和不同民族与王朝间的征战与更迭的封建政治。这时的历史表现为：宗教力量的强盛和愚昧的泛滥；文化上的停顿和倒退；经济上的乏善可陈，以及民族间的征战与王朝更替。在中世纪的欧洲，寺院成为文化的最后庇护所。但是这时由于学校凤毛麟角，古代文化传承面临很大的威胁。　　从那时起一直到以后数个世纪，教会一直垄断着教育，教会和教堂长期主宰大学的精神生活。　　在欧洲教育史上,中世纪有一个熠熠闪光的人物――查理曼大帝。　　查理曼是洛林王朝开创者丕平的儿子，也是典型的中世纪骑士。他身材魁梧，精力过人，十分崇尚战争。公元768年他继承父亲王位，与其弟卡洛曼共治。卡洛曼死后,他成为法兰克国王。　　做一个小国君主并不是查理曼的愿望，在尚武精神的激励下，查理曼频繁出兵征讨，先征服了莱茵河地区及萨克森部落，并迫使战败的萨克森贵族皈依基督教。随后他又南下进攻西班牙，在部队获胜回师至比利牛斯山附近时受到当地巴斯克人的重创。萨克森人趁机揭竿而起，被激怒的查理曼大开杀戒，终于平息叛乱。20余年间，查理曼大帝率军与萨克森人及巴伐利亚的日耳曼部落大战18次之多，最终巩固了他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地位，并使领土急剧扩张至多瑙河地区的斯拉夫人居住区。查理曼虔信基督教，并于公元799年扶助罗马教皇度过劫难。公元800年，查理曼在罗马正式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教皇利奥三世亲自为他加冕。　　查理曼大帝是个目不识丁的“野蛮人”，长期的戎马生涯也使他身心交瘁，但为了把属于他势力范围的整个西欧变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他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他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于是他在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后，把一大批有文化知识的文职人员搜罗到自己身边，让这些智慧的人把令状抄写得准确整齐，以避免因文字错漏引起内部和外部的冲突。他还根据罗马的祈祷书对不同的文本进行严格校勘，纠正了先前圣餐仪式所用的混乱不堪的祈祷书，下令重新编定和阐释拉丁文《圣经》。与此同时，他以君主身份积极提倡教育，曾先后下令要求修道院、教堂广泛设立学校，网罗欧洲知名学者前往讲学，推广教育。因而后世把查理曼统治时期出现的文化繁盛期称为“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　　“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使处于蒙昧状态的欧洲出现文化的初步复兴景象，它意味着在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之后，日耳曼的君主制度终于与古典――基督教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尽管一般认为，使欧洲文化免于湮灭的真正力量来自于基督教会，但查理曼大帝对中世纪学校教育的推动，对包括剑桥大学在内的欧洲高等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没。

第一章 剑桥大学“受洗”成立伊里主教创办彼得学院（图）

伊拉斯谟

　　寺院教育随着基督教的流行在中世纪的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英国是最早兴起开办寺院教育的西欧国家之一。　　12世纪时的英国寺院已具备学校、研究院、博物馆等文化教育功能。在寺院的课堂上，拉丁文和音乐是僧侣和学子学习的主要内容。　　当时的教会人士和教皇对教育与基督宗教研究的关系有着这样几方面的认知：一是认为只有关于上帝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是人类所有智慧的来源，医学和法学等世俗学科是“牟利的知识”，具有虚伪性；二是认为关于上帝的知识需要文学和艺术的演绎，这是当时音乐在寺院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三是认为人不仅有义务传播关于上帝的知识，还要有以基督为楷模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的“言传身教”。因此中世纪大学研究基督宗教的教授和学生，尽管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拥有别人难以企及的精神财富。　　13世纪，寺院教育增设了法律、医学等学习科目，吸引了不同教会教派的文书，他们希望学成后能在教会中任职或在政府中谋取高位，成为外交官、法官或王室官员。　　剑桥当时属伊里教区管辖，伊里教区主教和副主教都拥有剑桥附近和镇上的大量房地产，殷实富足。1284年，伊里教区主教雨果•巴尔森发现一些来自牛津的学者依然对在牛津的遭遇耿耿于怀，并且开始放荡酗酒，惹事生非，便决定在剑桥创立第一所学院――彼得屋，把这些学者集中在一起，专心教育，并立下生活规矩，长者督责，少者受训。　　在13世纪的剑桥，最初创立的学院都称作屋（house）或大厅（Hall），14世纪后，剑桥的学院才采用学院（College）这个词，原意是指住在这里面的人。　　彼得学院因毗邻剑桥的彼得教堂而得名。1279年，剑桥镇只有530户人家，15座教堂。所以彼得学院成立时规模相当小，只有几间用于教师办公和学生上课的校舍。由于不多的校舍只能供教师生活和工作，因此学生全都在校外租用民房作为住所。这种格局大概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后，一些教师、律师和神学学者开始自己筹建或租用较大的房屋，作为剑桥学生的寄宿舍。每座寄宿舍由一位教师管理，受大学生当局监督。许多学生在学院自建宿舍后仍然居住在寄宿舍里，直到16世纪末期，本科生才开始住在学院里与教师一起生活。　　巴尔森主教解囊办学院，但要长期支付办学费用即使是作为伊里主教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彼得学院的经费除了土地的经营投资收入外，后来不得不动员社会各方的捐赠，使学院维持下去。　　巴尔森创办这所学院最直接的目的，是想让学者与僧侣们一起生活。在中世纪，教会竭力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宣扬原罪，来世报应等教义，这使得僧侣们获得了知识和教育的垄断地位。巴尔森为了改革这样的教育模式，把学者和修道士安排在同一个课堂，相互影响，从而达到一种文化的融合。　　历史学家们对巴尔森的先见之明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巴尔森的办学目的从本质上也是为教会服务。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基于彼得学院开拓性的贡献，英国精英的学术建设才更为集中，未来的剑桥大学才有了启始的基业。　　1318年，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正式宣称剑桥为“总学”，剑桥大学由此而“受洗”成立。所谓“总学”，指剑桥毕业生能够在基督教国家的任何地方教学。

第二章 大学特权之争大瘟疫引发剑桥市民暴动

　　1347年，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的鼠疫杆菌所引发的流行性淋巴腺鼠疫经地中海各港口传到西西里岛，次年传到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剑桥自然在所难免。　　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是一种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因患者常伴有淋巴腺脓肿或皮肤出现黑斑而得名。当时肆虐欧洲的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因跳蚤叮咬而感染上的是淋巴腺鼠疫，病人的腹股沟或者腋下会出现很大的肿块，继而转为坏疽。随后，病人的四肢也会出现黑色斑点，接着出现的症状便是腹泻不止，3到5天内便会丧生。肺鼠疫是因呼吸感染而致，患病者在大约3天内便会因肺部肿胀甚至咯血而死。有些人前一天晚上上床入睡时还好好的，但经过一夜的痛苦挣扎，天明时便停止了呼吸。　　“黑死病”的泛滥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城乡劳动力锐减、物价上涨、剥削加重、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等，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1349年，淋巴腺鼠疫开始袭击剑桥大学。当瘟疫降临，剑桥的学生吓得魂魄俱丧，许多人抛弃了手中的课本，寻找与世隔绝之地。大批教师和神职人员为躲避灾难远走他乡，剑桥校舍几乎人去楼空，据称，当时英格兰三分之一的人因“黑死病”而命丧黄泉，而剑桥大学有一半的人没能逃过此劫。为了弥补损失和培养学教会法规的神职人员，诺维奇主教在剑河的东岸建起了圣三一大厅学院（TrinityHall）。　　“黑死病”给剑桥带来的后遗症远不止这些。1381年英国爆发了西欧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剑桥大学受到了建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力冲击，而这场起义的导火线就是“黑死病”。　　由于“黑死病”的蔓延，英国城乡劳动力急剧减少，田地荒芜，物价上涨，封建领主面临劳动力缺乏和雇工因不提高工资而拒绝受雇的威胁。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政权，从保护封建领主的利益出发，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劳工条例（法规），规定劳动群众必须接受“黑死病”流行以前的工资标准，违者监禁。另外，为了满足英国在英法战争中的开支需要，国王理查二世于1377年、1379年和1380年3次征收新的人头税。1380年的税额比最初的人头税额提高了3倍。　　1381年5月底，埃塞克斯郡为反对征收第3次人头税，举行示威活动。以约翰•鲍尔牧师为代表的罗拉德派在传教中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制度的不平等，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财产差别，实行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广大穷苦农民听到埃塞克斯地区反人头税斗争的消息后，纷纷举行起义。　　6月初，埃塞克斯分散的小股起义队伍迅速集结起来，汇成一股洪流，向伦敦挺进。他们攻取了肯特郡的美德斯东后，推举勇敢善战的沃特•泰勒为军事首领。在沃特•泰勒和约翰•鲍尔的领导下，起义军在占领美德斯东以后继续进军，很快占领了肯特郡首府坎特伯雷。　　起义军向伦敦的胜利进军，震撼了整个英国，沿途大批农民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剑桥的居民趁机起来发泄内心对大学的不满，冲进剑桥大学，干扰课堂和办公，把王室颁给剑桥的特许状等文件拿到集市广场上当众焚毁。当时的剑桥镇长还声色俱厉地要求大学当局制定规章，保证遵守镇上法令习俗，并放弃全部特权。

第二章 大学特权之争居民与学袍之争由来已久

　　剑桥居民以暴力的方式冲击校园源于当地居民与剑桥大学的特权之争。　　自彼得学院成立后，剑桥大学从王室方面获得了许多的特权，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于1318年宣布剑桥为“总学”后，剑桥大学的地位日益显赫。这时居民与学袍的冲突也越来越白热化。　　在13世纪，城镇与学袍(TownandGown)就已经是英语中的一个特定词组，“城镇”特指当地居民，而“学袍”则指代剑桥、牛津等大学城里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这两组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的人群之间不但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由于大学获得的特权，使得他们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上的地位也十分悬殊。为此，居民为发泄内心的不满，常与学袍发生冲突。1261年，市民发生暴动，冲击剑桥大学校园，烧毁剑桥大学的档案和部分财产。事件惊动了国王，国王亨利三世马上派3名法官对16名市民和28名学人进行了审判，结果那些闹事的市民被全部处以绞刑，而学人在国王的保护下平安无事。　　居民与学袍的冲突不但没有削弱大学的特权，反而使大学特权进一步扩大。居民们总还记得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授予剑桥大学教学垄断权的情景，王室规定当地居民不能在房租、食宿费方面剥削学者，于是剑桥镇上的居民以提高市场的食物、燃料和蜡烛的价格作为反抗。后来王室又授权剑桥大学能对牟取暴利者执法，并有权规定镇上面包、啤酒的法定价格；王室还规定，从1371年起一年一度的镇长及行政长官在宣誓就职仪式上必须开宗明义宣誓“大学特权神圣不可侵犯”，当地居民把它讽之为“黑色的聚会”。　　积怨深重的剑桥居民终于在沃特•泰勒起义中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一些在冲击剑桥校园后仍愤愤不平的人，很快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以期起义军在英格兰全境取得胜利后，彻底推翻学者的特权。　　1381年6月12日，沃特•泰勒起义军进抵伦敦南边的布莱克希思，起义军想在这里和国王会见，希望国王听取他们的意见继而能彻底解除他们的疾苦。可国王理查二世从温莎城堡赶回伦敦后，因受到宫廷会议的阻止，未能与起义军会见。失望的起义军愤怒地摧毁了伦敦马夏尔西监狱，释放了拘押于此的大批农民。这时部分农民起义军冲进首相的兰贝思宫，砸毁和焚烧大部分家什、文件，以发泄内心的不满。　　第二天，起义军在伦敦市民的支持下占领了伦敦，冲击萨沃伊宫和附近的法学院。国王、首相、财政大臣以及伦敦市长等人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惊慌逃到伦敦塔楼内躲避。　　起义军窥探出国王等人的去向，便在伦敦塔楼对面设营，要求国王处死作恶多端的首相和财政大臣，颁发自由特许状。国王理查二世为了缓和与稳定局势，争取时间，约定第二天在市郊迈尔恩德会见起义军。　　在与国王理查二世的谈判中，起义军提出了《迈尔恩德纲领》，要求“废除农奴制和徭役，建立统一而合理的货币地租，实行贸易自由，并赦免起义者。”国王被迫同意了纲领的一切要求，并决定制定自由特许状发给农民。会见结束后，沃特•泰勒和约翰•鲍尔立即带领部下冲进伦敦塔楼，捕获了首相及财政大臣等人，并将他们处死。　　　　理查二世对起义者要求的允诺，使得部分农民心满意足地离开首都回家了。但许多农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沃特•泰勒和约翰•鲍尔仍留在伦敦，特别是大量缺少土地的贫苦农民认为《迈尔恩德纲领》太过温和，没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于是再次要求会见国王。沃特•泰勒等人又草拟了新的纲领。新纲领要求“把从农民手中收去的公田归还给农民”，增加了“废除劳工条例，取消贵族特权，实行教会和寺院土地世俗化”等条款。　　新纲领递交上去后，理查二世答应与沃特•泰勒在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会见起义者。然而就在沃特•泰勒与国王谈判的时候，伦敦市长派手下将沃特•泰勒刺杀。随后，国王调动军队把起义军团团围住，开始了残酷的镇压，约翰•鲍尔和其他首领被残酷处死，起义宣告失败。　　农民运动被镇压后，剑桥市镇官员被召到威斯敏斯特接受处罚；王室对城镇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恢复和扩大了剑桥大学的特权。剑桥大学还被批准成立民事法庭，规定对牟取暴利、在瘟疫期间恶意造成感染的，大学都有权审理。同时规定，剑桥大学校长有权审理集市上引起的诉讼，享受自治，不受镇上的行政官员管理；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除特别严重者外，都由剑桥大学校长自行审理。

第二章 大学特权之争克伦威尔把大兵开进剑桥

　　1558年，25岁的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登基之时，英格兰正处于因宗教改革而出现的危机之中。　　欧洲的宗教危机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当时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力量大大削弱，再加上文艺复兴初期理性主义的觉醒，基督教世界出现了分裂的倾向。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全德，加尔文在瑞士推行的改革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英王亨利八世出于政治原因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本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为了有个儿子继承王位，决意要与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家族的凯萨琳王后离婚，却遭到天主教的反对。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宣布在英国组成具有独特形式的新教教会――圣公会，并把它称为英国国教，从而摆脱罗马教皇的管辖。　　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在加冕前被信奉天主教的姐姐“血腥玛丽”囚禁在伦敦塔。她感谢上帝使自己获得新生和至高无上的王位。新教徒也欣喜万分，希望伊丽莎白继续她父王未竟事业。但伊丽莎白看到在英格兰也有相当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为了达到宗教和解，她希望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找到平衡点。她加冕后的第3个月，便召集议会开会，宣布实施“国民宗教团结统一法”，并要求英格兰教会保留半天主教式的崇拜仪式和管理方式。　　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改革给剑桥带来许多的变化，剑桥镇居民可以自由信奉新教了。　　1564年，伊丽莎白女王来到剑桥大学小住了几天，她积极参与大学的各种活动，听讲道、演讲和辩论，观看演出，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回答教士和学子的问题。　　尽管如此，剑桥居民与大学之间的矛盾仍没有解决，先王赋予大学的特权仍使得剑桥人无条件地接受大学的管束和制约。如当时未经大学同意，镇上不能举行任何活动，当地居民喜欢的足球、耍熊、斗鸡等活动均被大学禁止；再有，酒店领取执照，剧场演出剧目，必须经大学批准。15世纪末，剑桥大学成立的几个学院开始为学生提供住宿，随后，各学院开始自建码头，从外地运输食物，又开始自制啤酒和面包，使剑桥镇上的商店生意黯淡，陷入经济困境。剑桥居民对此怨声载道，这加重了他们与大学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冲突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都没有解决。　　查理一世于1625年再次继承王位后，推行君主专制统治，英国宗教纷争扩大。剑桥镇上居民多数支持清教徒，而大学则支持国王及国教会。后来宗教冲突逐渐发展为政治上国王与议会的纷争，剑桥大学支持国王，而居民支持议会。在这种复杂的政治争斗中，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使长期处于弱势的剑桥居民终于吁了一口气。　　1653年12月16日，一个50岁模样的健硕男子，身穿黑袍，头戴金帽，出现在伦敦市政厅。他就是英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英伦三岛的护国主――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1599年出身于亨丁顿郡一个中等乡绅家庭。17岁时进入剑桥大学西特尼•苏萨斯学院，还当过剑桥的下议员。1628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翌年国会被国王查理一世解散。由于与苏格兰交战需要资金，1640年，国王再次召集国会，克伦威尔又任议员。　　原是一介农夫的克伦威尔变成了虔诚的清教徒，剑桥大学的经历一洗他从前的浅薄和鲁莽。虽然他对剑桥大学怀有深厚感情，但他却开宗明义反对大学拥有国王授予的特权。他多次在国会中猛烈抨击国王宗教迫害、滥征税收及无端提高学袍身价的行为，致使国王在谴责声中宣布与国会分道扬镳。于是，效忠国王的军队与效忠国会的军队之间终于在1642年爆发战争。　　英国内战开始，东部英格兰地区议会派分子成立了东部诸郡联合会，总部就设在剑桥。克伦威尔参加了这个防御国王军队的组织，把大兵开进了剑桥大学，连辉煌的王家学院教堂也有军队驻扎。　　王家学院创办于1441年，全名为“被赐福的玛丽及圣尼古拉斯王家学院”。学院的教堂用了近一百年才建成，是欧洲最优美的教堂之一。学院规模很大，建院时就有70多名院士，还有僧侣、教士、文书和唱诗班歌手。　　由于克伦威尔的军队在校园内横冲直撞，剑桥大学的不少殿堂和桥梁被毁，1643年议会通过法令要毁掉迷信塑像，一些学院里的塑像和绘画因而被破坏。　　与此同时，克伦威尔还下达调整大学的法令，要求把各学院信奉国教的领导人无条件离职，换上清教徒的同情者。当时剑桥大学180多位院士被开除，不少人因被怀疑是保皇分子而受到监视。1644年剑桥大学禁止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讲道。议会还曾经打算关闭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只是因为议会被克伦威尔解散了而未能实现。　　当时剑桥大学各学院应国王的要求，将学院的金银餐具收集起来，准备送到约克郡为国王提供经费。但是多数物品在途中就被受到居民支持的克伦威尔一方截走。各个学院积累的这些餐具本来是作为储备金用的，他们积极奉献给国王是想表明他们惧怕清教徒的政治态度。当时学院也订购了一些武器供防卫用，但大部分也被居民拿走了，剑桥大学的种种特权也随之变得虚幻。

第二章 大学特权之争查理二世使大学特权失而复得

　　历时4年的战争中，克伦威尔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查理被处决仅一个星期，苏格兰议会便宣布拥立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为国王，并且加紧备战，准备出兵讨伐英格兰。　　1658年克伦威尔因患虐疾去世后，英国社会秩序一片混乱。1660年2月，英国驻苏格兰军队司令、保王党人蒙克率军进驻伦敦，派人到法国去请查理二世回来当国王。情绪激动的查理便在荷兰的布列达发表宣言，声明赦免参加过革命的人；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承认革命时期变动的土地产品等，以骗得英国民众的信任。与此同时，议会通过议案，宣布查理•斯图亚特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最强有力的和不容置疑的国王”。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为了泄愤，他把克伦威尔的尸体挖出来重新处以绞刑，并砍下脑袋。300年后，克伦威尔这个已经风化的骷髅被当成一种特殊的礼物赠予西特尼•苏萨斯学院。据说这个骷髅头被人极其秘密地埋在学院教堂的某处，只有当事者才知道它确切的位置所在。　　查理二世对剑桥的兴趣比克伦威尔更为浓厚，这位新国王上任不久就一脚迈进剑桥大学，此后常常来到剑桥访问。当时为了庆贺王朝复辟，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花了3英镑12先令买来烟火、酒和食物。查理看到剑桥大学对自己的拥戴热情，向大学当局保证将恢复剑桥大学原来的王权特许状以及各种特权，修复学院，并更换院长。　　1662年，议会通过一致法令，要求大学所有人宣誓效忠教会。同一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第一任干事是剑桥大学的圣三一学院院长，许多剑桥学者是学会会员。正是这一年，国王查理二世恢复了大学原来的君主特许状及种种特权。　　1681年1月，查理二世宣布解散议会后，于同年3月在牛津召开新的议会，以求通过一项给予他补助金的议案。这届议会之所以要从伦敦改到牛津召开，是因为辉格派在伦敦城区的资产阶级中有众多的支持者，查理二世觉得反政府力量在伦敦有些过于强大。为了控制议会，查理二世将军队调到牛津，并派军驻守在从伦敦通达牛津的要道之上。伦敦市民闻讯，也有很多人涌向牛津。　　克伦威尔的母校西特尼•苏萨斯学院不支持议会派，而向国王捐献100英镑，院长为此被捕入狱。而就在这时，查理二世以不参加奥兰治亲王所组织的反法联盟为条件，换得法王路易十四赠予的补助金，并于其后宣布解散“牛津议会”。　　大学的特权在英国风行了近300年，直到18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剑桥裁定法案”，才取消了剑桥大学校长的各种特权，同时也规定了市政会对剑桥大学应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居民与学袍的矛盾到此得到了真正的化解。

第三章 王室对剑桥大学的渗透玛格丽特太后和费希尔校长（图）

费希尔

　　王室对剑桥大学的渗透，最早的例子要算是王太后玛格丽特•博福特在剑桥的活动。　　玛格丽特的父亲是兰开斯特家族成员，爱德华三世的后代。玛格丽特3岁的时候，其父已离开了人世。在母亲的关怀照料下，玛格丽特长大成人。在她还纯粹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就把她许配给了约翰公爵，遭到玛格丽特的拒绝。后来玛格丽特嫁给了爱德蒙•都铎。1456年11月，爱德蒙病逝，几个月后，年轻的玛格丽特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未来的亨利七世。　　作为一位财富的女继承者和年轻的寡妇，玛格丽特在亨利出生后不久再婚。她把亨利托付给在威尔士的孩子的叔叔，自己则去了英格兰嫁给了表兄亨利•斯托夫。1482年，亨利•斯托夫死后，玛格丽特再嫁，成为后来的德贝伯爵的夫人。玫瑰战争期间，她劝说她的丈夫支持她儿子――兰开斯特家族一方，1485年，兰开斯特家族取得了博斯沃斯战斗的胜利。玛格丽特的儿子坐上了英国国王的位置，史称亨利七世。　　玛格丽特是一个积极而又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为此，她投入了很多的热情支持宗教和教育事业。当时的剑桥大学的校长约翰•费希尔有独特的机会了解玛格丽特高尚的品格。　　出生在约克郡的费希尔是一个富有的绸布商的儿子。1477年，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大约在1482前后，他的母亲把他送到了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把自己锻炼成为了一个高贵的学者。1491年，他被任命为迈克尔豪斯学院的院长。之后十多年他研究神学，成了罗彻斯特主教，在欧洲，他被看作是最主要的神学理论家之一,并于1504年起任剑桥大学校长达30年之久。　　1494年，费希尔第一次遇到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成了她的牧师。在16世纪初期，剑桥大学经济拮据得令人难以想象。约翰•费希尔知道玛格丽特的为人，便说服她把原先准备捐赠给伦敦西敏寺教堂的钱，改为捐赠给剑桥大学，得到了王太后的响应。　　作为她精神上的指导者和高贵善行的执行者，费希尔对玛格丽特的杰出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穷人怀念她无私的施舍；得到过她资助的大学生们把她作为他们的“模范”。她的善良和虔诚永存在那些修女、牧师及普通公众当中。　　1504年，玛格丽特规定了传教士有6年的传教时间“赞颂神圣的耶稣和纯洁的玛丽亚”。1505年，她在剑桥接手了创立于1437年的一所小型神学院，并加以扩建，改名为基督学院。当时她与费希尔校长为学院订立了一系列的严格的校规，规范学校的教学秩序。6年后她又资助创立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圣约翰学院原来是13世纪修建的剑桥圣约翰医院，到16世纪时医院已经破旧不堪。费希尔向玛格丽特太后建议在医院的原址上兴建一所新的学院，获得其允诺。然而1509年王太后玛格丽特在学院的蓝图还未规划好之前就去世了，费希尔之后又花了2年时间才取得国王和大主教对学院的支持，并最终于1511年4月9日创办了这所学院。由于王太后的慷慨解囊，后来不少贵族和大臣在她的行为的感召下也来资助圣约翰学院的扩建。　　在王太后的资助下,7年内剑桥矗立起两所新学院,人们被王太后的恩典所折服。尽管当时基督学院有12个院士和80多名学生,圣约翰学院有50个院士和150个教职员,但却是中世纪剑桥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的学院。在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大门上方，人们可以看到王太后玛格丽特手捧《圣经》的画像和她的盾形纹章雕刻。盾形纹章两边是两个神话动物，分别长着山羊头、羚羊身和大象的尾巴。左边兽头的后面是一朵盛开的雏菊，右边兽头的后面是勿忘我草。雏菊（Ｍarguerite）一词与玛格丽特（Margaret）名字的发音相同，象征她本人；而“勿忘我”则是她的格言。　　史学家们认同并赞美玛格丽特的品质和德行，批评家们除了认为她惟一的错误就是生在一个“错误的年代”以外，也没有别的词汇加以形容。天主教徒们看到了她在国民和政治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知道了一个天主教徒所应具备的高尚品格：精力充沛而坚定地追求自己的信念。

第三章 王室对剑桥大学的渗透亨利八世创立三一学院

　　在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的大门上方有一尊亨利八世的雕像。令人发笑的是，威严的国王左手托着一个象征王位、顶上带有十字架的金色圆球，右手却举着一根椅子腿。据说，本来亨利八世雕像的右手中握的是一根象征王权的金色节杖（sceptre），雕像竣工不久，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了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希尔脑袋一事的愤慨，把国王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亨利八世拿着破椅子的木腿一直站了450年。　　圣三一学院的前身为1324年建立的迈克尔豪斯书院（MichaelHouse）和1317年建的王家大厅学院，1546年亨利八世把这两个学院合并，并改为现名。亨利八世对这个学院倾注了很多的热情，他所捐赠的从别的寺院没收来的大批钱财和土地相当于原来两所老学院的财产的四倍。　　亨利八世对圣三一学院倾注如此的热情与他和罗马教廷交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本来是教皇的支持者。在路德发动教改并将七项圣礼简化为两项时，他写了一篇题为《为七项圣礼辩护》的文章反击路德。但他与教皇的合作却因为一场家庭风波而宣布结束。　　亨利八世的妻子凯瑟琳是西班牙的公主、查理五世的姑妈。她本来许配给了亨利的哥哥亚瑟，但亚瑟不久去世。亨利随后要求教皇准他与新寡的嫂嫂成亲。在教皇的批准下，他们于1509年结婚。然而婚后10多年凯瑟琳却一直未能为亨利生下男儿。热衷于传宗接代的亨利要求教皇准许他休弃凯瑟琳，并派教会的吴尔斯前去说服教皇。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亨利后又令吴尔斯以英国教会领袖的身分，开庭聆询他离婚的要求。可能是迫于教会的压力，吴尔斯装模作样，故意拖延时间，未能满足亨利的要求。亨利一气之下便将他革职，起用托马斯•莫尔为秘书长，克蓝麦及克伦威尔为他的助手。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将这件休妻案交给牛津、剑桥的学者辩论，另一方面提交国会，恳请国会予以通过。　　剑桥大多数学者赞成亨利休妻，而国会则猛烈抨击英国教会的弊端，企图迫使教会中的圣职人员支持休妻。1519年，克蓝麦和克伦威尔提议亨利索性自称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利用他的领袖地位，自行解决休妻一事。亨利八世采纳了这个建议，当他自封为英国教会元首后，便要求英国教会的总议会所有圣职人员必须顺服英王，并与教廷断绝关系。这项提议遭到莫尔的反对，他愤然辞职以作抗议，而剑桥大学的费希尔校长则宣誓承认国王亨利八世是教会最高领袖。不久亨利八世提升克伦威尔为秘书长，克蓝麦为大主教。　　大主教克蓝麦于1532年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但他们依然希望教皇正式承认这件事，教皇并未响应。1533年，亨利八世看到姘妇安•博琳身孕已重，便迫不及待地成亲，安•博琳被正式册立为皇后。事到如此，教皇只得将他们逐出教会。　　虽然亨利八世被教皇逐出教会，但他感念剑桥大学的学者对他休妻诉求的理解和支持。1540年亨利八世在剑桥大学设立了神学、民法、物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5个钦定教授席位。接着他参与了马德林学院的建立和最终建成的巍峨的王家大厅学院教堂。6年后他将迈克尔豪斯书院和1317年建的王家大厅学院合并成圣三一学院，并亲自任命校长。这时的圣三一学院有50名院士，10位学者，40个文法学者，8位圣经文书。　　亨利八世去世后，圣三一学院的院长继承了他的遗愿，改造门楼、庭院、大厅，并大力改革教学制度，着力培养精英人才，在它后来的辉煌历史中先后走出了28个诺贝尔奖得主和6位英国首相。　　圣三一学院是当时剑桥最富有的学院，16世纪它的年收入达到1600英镑。

第三章 王室对剑桥大学的渗透伊丽莎白宠臣出任剑桥校长（1）（图）

诺森伯兰公爵

　　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登位后恢复了新教，这样剑桥居民和学院教师可以自由信奉新教了。为了加强对剑桥大学的管理，1559年女王果断任命她的宠臣威廉•塞西尔兼任剑桥大学校长。　　威廉•塞西尔出生于1520年9月，他的祖父是一个封建贵族的财务总长，由于亨利七世的庇护，曾在斯坦福德拥有一家当地最好的旅馆。他的父亲也曾供职于英国宫廷。家族的举足轻重使塞西尔很小时便有了入朝为官的愿望。1535年，刚满14岁的威廉怀着勃勃雄心去了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学习。　　圣约翰学院是玛丽格特王太后创办的第二所学院。塞西尔在这所学院有幸接触到最好也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教育，同时也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有关希腊的知识。他以出众的判断力闻名校园内外。但由于他执意娶了一个酒店老板娘的女儿，使望子成龙的父亲大失所望，恼怒的父亲终止了他在剑桥的学业。　　塞西尔无奈之中只身来到伦敦。仿佛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在伦敦发奋苦读法律，成为了一名职业律师。1542年他开始为斯曼罗塞公爵爱德华服务，并成为在英国皇室控制下的法庭的大法官，这期间，他为使斯坦福德的自治争取更多的权利，进行了不懈诉求，立下功劳。1548年，他被看作是申诉者的保护人，倾听穷人的申诉或抱怨，他好像扮演了一个保护者的私人秘书，而且保护者的失势使他随时处于危险之中。由于斯曼罗塞公爵的失势和他的不当举动，他被拘留并关入监狱。1550年1月他获释后成为诺森伯兰公爵的秘书，同年9月，经推荐成为国王的两大秘书之一。　　有人把威廉•塞西尔比喻成英国政坛上的常青树。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智者在剑桥缀学后开始大彻大悟，在他发妻病故后毫不犹豫地迎娶了爱德华国王的宠臣的女儿，后来他本人也成了爱德华的侍臣。　　当时的英国宫廷风雨飘摇，爱德华六世饱受肺结核的折磨，由于病情的持续恶化，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得利成功地说服国王支持他的儿媳妇简•格雷继承王位。据传塞西尔在这场阴谋中扮演了不好的角色，爱德华非法的王位的传续时间，被塞西尔故意缩小。几年以后，他试图假装作为证人在爱德华有关王位传续的遗嘱上签字，但是，在他对玛丽女王道歉时，辩解他并没有浅薄地去冒险，成功地将此事件的责任转嫁他人，由此他逃脱了女王的追究，并宣布效忠于女王，这似乎是毋容置疑的。但他见风使舵，不赞成诺森伯兰公爵的阴谋，却没有勇气拒绝公爵，当公爵开始想抛开玛丽女王时，塞西尔成为同谋。可这位政治功力异乎寻常的新教徒，在玛丽女王执政期间因戴了一条天主教的念珠，不仅成功躲过了这位“血腥女王”的清洗，而且得到女王的赏识，并多次被委以重任。　　塞西尔的出色才华同样被伊丽莎白一世看好。早在玛丽女王死之前，塞西尔就和伊丽莎白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因此伊丽莎白成为女王以后，便立即聘请塞西尔为自己的资政秘书和首席顾问，随后又加封他为伯利男爵，并于1559年剑桥大学校长卡迪那奥•帕里去世后聘他出任剑桥大学校长。　　伊丽莎白力推塞西尔出任剑桥大学校长，除了看中他与剑桥的渊源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希望他能出面化解当时最为棘手的宗教矛盾。　　在女王即位后，英格兰的宗教冲突对政权的威胁仍然存在。伊丽莎白很清楚，尽管当时新教已开禁，但信奉天主教的国民队伍还很庞大。对这种复杂的政治冲突，女王并不想进行声势浩大的国教改革，以免激怒天主教徒。她只想化解宗教间的矛盾，使分裂的国家能达成和解。而平息剑桥大学的思想纷争将会给整个英格兰带来示范意义。塞西尔的务实精神使伊丽莎白觉得他能在天主教和极端的新教之间为英格兰教会找出中间地带，从而避免宗教战争。　　事实上塞西尔没有辜负女王的期待，他在处理朝中大事之余，把精力全集中到剑桥大学的事务上。他不厌其烦地鼓吹新教，千方百计化解师生中天主教极端的宗教观点，收效显著。　　剑桥大学出现的祥和气氛让女王如释重负。1564年，伊丽莎白女王以轻松的心情来到剑桥视察，并向塞西尔提出要在剑桥大学小住时日。塞西尔当然求之不得，因为这意味着女王真正肯定了他在剑桥的成绩。　　伊丽莎白女王在剑桥并没有闲着，她不是听讲道就是与师生一起进行讨论和联欢，充分表现一国之君的开明和智慧。　　剑桥的学生尽管大多来自教会，但热衷歌舞和竞技，这与伊丽莎白宫廷中的娱乐方式比较接近。于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倡导下，塞西尔积极组织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经常在节日举行拉丁语戏剧和音乐表演。几乎每天都有无伴奏的合唱演出。许多学院还有专门的风琴伴奏合唱团和少年童声唱诗班。后来成为伦敦西敏寺风琴师的奥兰多•吉本斯就是在剑桥这种开一代新风的音乐热中茁壮成长的。他当时只不过是剑桥王家大厅学院唱诗班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但从此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与他同时代的汤姆斯•坎比安原是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的学者，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名士。　　剑桥大学活跃的气氛让伊丽莎白一世和塞西尔都笑逐颜开。女王不无欣喜地册封塞西尔为嘉德勋爵。　　与音乐活动同样活跃的是剑桥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塞西尔不但重视校舍的扩建，还改革了专业设置，剑桥的文学硕士专业就是在他的亲自主导下成立的。但要把剑桥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还必须有严格的制度。于是，塞西尔向女王正式提出剑桥大学制度化整顿的议题。伊丽莎白女王政府于1570年向剑桥颁布了严格的新章程，对学院生活进行事无巨细的控制，管理范围甚至涉及到讲座的时间、学位、辩论以及学生的着装等等，并明文规定大学的权力不是像以往那样在学院院长和大学学监手里，而是集中在副校长和起顾问作用的首脑机关里。同时规定所有大学学生都必须是学院的成员，大学是独立的法人组织，主要由各学院院长进行管理。伊丽莎白女王钦定的新校规在1571年的议会上作为法案通过。这个新校规被奉行了近300年。

第三章 王室对剑桥大学的渗透伊丽莎白宠臣出任剑桥校长（2）（图）

威廉・塞西尔

　　新校规带来的后果是，剑桥大学学习法律的人数大幅度下降，而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学、圣经经文研究和教学的人数增加了。亨利八世钦定的5个教授席（神学、希伯来语、希腊语、医学和民法）也显示了教学方向的改变以及王室关注的重点。这时的大学考试仍然采取规范化的管理，这不但没有影响剑桥的生源，反而使剑桥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当时在欧洲，由于宗教改革，导致很多地方当局没收了教会原来用于资助大学神职人员教育的捐赠，再加上日复一日无休无止的神学辩论，人们对大学教育已经失去信心，大学的入学率开始下降。德国的罗斯托克大学的学生入学人数从1517年的300人降至1525年的15人，爱尔福特大学也由1520年的311人降至1525年的14人；另外巴塞尔、柯林斯堡、科隆、维也纳等地的大学也遭遇同样的生源危机，剑桥和牛津自不例外。但是在16世纪最后10年，英国的大学入学人数下降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这显然与剑桥大学实施的严格管理是分不开的。　　在塞西尔执掌剑桥大学期间，学院的考试采用的是公开答辩形式。考试时主考人与应考人都需身穿学袍，主考人可以对应考生多方盘诘，对后者的外表和表现评头品足。这种名曰“三脚凳”（Tripos）的考试方式是因主考人在公开答辩时都坐在三脚木凳上而得名。塞西尔对“三脚凳”表现了特有的热情，以至该考试法一直沿用到了1770年。　　在16世纪下半叶，剑桥大学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名牌大学，塞西尔不仅赋予了它更多的精神气质和活力，还在大学的扩张和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剑桥镇的面貌因学院的新建和扩张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584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大臣瓦尔特•弥尔德梅爵士（WalterMildmay）将亨利八世曾经解散的寺院重建，成立了伊曼纽尔学院。　　弥尔德梅爵士小塞西尔3岁，是一位商人的儿子，思想激进，信奉新教，曾任爱德华和玛丽一世女王的财政大臣，1566年，伊丽莎白任命他为财政大臣。1572年，弥尔德梅爵士去世，塞西尔又继任了他的职务。　　伊曼纽尔学院成立后以传播比较激进的宗教思想为主，很快成为新教徒的主要神学中心。　　然而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奉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但清教徒遭杀害的事也屡见不鲜。据传当时该学院有个学者因为在大学教堂里讲道，被关进监狱，被折磨而死。为了寻求合适的宗教发展环境，许多清教徒迁往美国新殖民地。美国哈佛大学就是在这次迁居潮的推动下成立的。由于当时迁往北美的移民中有35个来自伊曼纽尔学院，有的人把北美的新英格兰地区称为“伊曼纽尔之乡”。　　伊曼纽尔学院成立后的10年内，塞西尔几乎冻结了剑桥新的学院的成立，而把精力集中在现有学院的整合和扩大。伊曼纽尔学院后来也成为剑桥最大的学院之一，它的第一任院长任职达38年。　　1596年剑桥大学的西特尼•苏萨斯学院成立。这所学院建在一座13世纪建成的寺院废墟上。大部分的资金来自苏萨斯伯爵夫人西特尼的遗赠，这是塞西尔执掌剑桥大学期间成立的最后一所学院。此后两个世纪内，剑桥没有再建新的学院。　　事实证明塞西尔的信心并没有放错地方。他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喜好读书而且喜欢收集古文物，他尤其爱好编撰族谱。个人的经历使他成熟起来，他对政治的敏感和预见性也超出常人，他既是一个政治天才也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似乎都能表现得张弛有度。他待人宽厚，富有思想和智慧。英格兰虽然涉入欧洲国家的新教运动，但是，在塞西尔的努力下，英格兰恢复了国家的声誉，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赢得了女王的赞许：“你不会因为俸禄的高低而腐蚀自己的心灵，忠诚于这个国家是你的秉性！”　　1598年8月4日，塞西尔死在了伦敦的家中。在他死之前，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儿子成为了伊丽莎白智囊团的成员。　　塞西尔在剑桥担任校长达40年之久，是剑桥大学在位时间最长的校长。到伊丽莎白时代结束，剑桥镇人口已达5000之多，并有13座教堂和16所学院。

第四章 骇人听闻的剑桥校长斩首案费希尔校长暴尸伦敦桥（图）

剑桥校长爱德华・西摩

　　后世学者在谈到当时欧洲文艺复兴时说，如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也不会有后来剑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　　与文艺复兴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似乎更具群众基础和号召力，因而它对社会各界的影响也是最强烈的，由此它也比文艺复兴运动更为迅猛地影响了剑桥大学。在剑桥大学的悠久历史中，先后有7位校长因宗教风波被斩首而结束任期。　　1527年是英格兰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亨利八世与妻子凯瑟琳的婚姻危机在英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是亨利八世的心腹，他被指示去征求剑桥大学校长约翰•费希尔对国王婚姻的意见，因为费希尔在当时还是罗彻斯特主教，享有极高的声望，被看作是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崇高学识的伟大的人。　　费希尔对沃尔西的请教倒也不敢怠慢，经过一番研究，得出的结论与罗马教皇一致，即教皇的婚姻分配是有效的。这意味着亨利八世和她妻子凯瑟琳的婚姻在教会看来具有惟一性，亨利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动摇这场婚姻的有效性。尽管费希尔对那些消极的反对派感到不满，但是在教皇使节的法庭上，他还是试图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在教堂的讲道坛上,他为王后辩护，尽管他知道这会被亨利八世视为背叛行为。　　希尔对国王休妻的反对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肯特州修女首先举行示威活动，对国王的行为进行和平干预。这让亨利八世伤透了脑筋。而此时国王急于与安•博琳结婚，不得不与罗马教廷决裂。　　1534年，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不复存在了，安•博琳成了他新一任合法的妻子。之后，博琳为亨利生下了一个孩子。虽然这已既成事实，但是费希尔仍然拒绝接受，托马斯•沃尔西也站在费希尔一边。两人还准备让国会裁决。　　就在这时，亨利操纵国会通过“叛国与异端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凡接受天主教以外教义的，就是异端；凡不承认国王是教会最高元首的，就是叛国”。这个法案也立即遭到费希尔的坚决反对，这让亨利八世恼怒万分。　　1534年4月17日，费希尔主教和托马斯•沃尔西先生被报复心极强的亨利八世关押进入了伦敦塔。当时，费希尔年近65岁，精神和肉体都遭受到严重的折磨，生命危在旦夕。一个叫理查的律师特地前往伦敦塔，拜访了费希尔。他对费希尔说：“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我希望知道主教关于至高无上王权的看法。理查承诺无论费希尔说什么，他都会严守秘密。因此，费希尔告诉他：“国王不应该，也不能够借着上帝的法律，凌驾于教皇之上。”　　费希尔的表白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欢迎。1535年5月20日，罗马教皇授予费希尔圣威特烈红衣主教的地位。这个决定再次激怒了国王。由于当时红衣主教要戴一顶特制的红帽，亨利八世在愤怒中耐人寻味地说，“将费希尔的头送到罗马去戴红帽。”　　1535年6月17日，费希尔主教以“叛国罪”被判绞刑。他很难相信他在伦敦塔对理查说的话现在成了审判的证词，他掉进了理查的圈套。6月22日，66岁的老主教、剑桥大学校长费希尔在伦敦被斩首。　　费希尔被处死后好多天，他裸露的尸体还整天悬挂在绞首架上，他的血淋淋的头颅被挂在伦敦桥头示众，直到7月6日，由于要为同伴托马斯•莫尔的头颅腾出地方，费希尔的头颅才被抛入泰晤士河。　　同遭斩首示众的托马斯•莫尔的遗体被埋葬在伦敦塔内的一个教堂内，有心人也把费希尔的残留的遗体移到了这个教堂，好让这两个生前的好友相伴长眠。1886年，费希尔和莫尔得到了正名，并于1935年被封为“圣徒”。

第四章 骇人听闻的剑桥校长斩首案诺森伯兰公爵之死（图）

约翰・达德利

　　在英国，宗教改革产生的一个特殊背景，即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　　亨利八世与教皇决裂后，于1535年任命自己的首席大臣克伦威尔担任一个皇家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检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事务，要求这两所大学不得帮助那些支持教皇的人。在国王看来，那些支持教皇的人即是叛国者。皇家委员会还迫使这两所大学交出从前从教皇那里获得的特许状以及所有的“教皇契据”、大学地产和其他财产清单。两所大学的教师和课程都处于该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之下。此后不久，国王又下令没收了剑桥和牛津大学所有的隐修院财产和房屋。1553年还规定：所有大学学位的申请者都必须赞成英国国教的宗教教规。　　16世纪中叶，玛丽一世恢复了天主教，她下令对大学中主张宗教改革的人士进行血腥清洗，一场新的大屠杀即将开始。这期间多名剑桥院士被烧死，剑桥大学校长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得利被残忍地斩首。　　约翰•达得利生于1502年，他的父亲爱德蒙•达得利是亨利七世时期的部长，但因褫夺公权而被处置。1512年，约翰因父亲生前的人脉而得到庇护，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舰队司令和典狱长，亨利八世对他非常赏识，把他纳入朝中，辅佐自己。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继位者是只有9岁的爱德华六世，爱德华的舅父索美塞特公爵为其摄政，另按亨利生前的嘱咐，约翰作为王室重臣，辅佐爱德华六世，为他度过困难时期。偏偏天不假年，爱德华即位不久就因肺炎病入膏肓。受爱德华的恩准，约翰成为诺森伯兰公爵。　　诺森伯兰公爵是1552年兼任剑桥大学校长的。爱德华六世尽管在位短暂，但他倾向宗教改革，这使英国改教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1547年，国会通过准许信徒在圣餐时，不但可以领圣饼，也可以领圣杯。两年后宣布圣职人员不必守独身，祭司以及圣品人员结婚视为合法。1549年，国会通过“教会统一条例”，规定教会崇拜必须依照“公祷书”进行。这本公祷书，也称为“爱德华六世初版公祷书”。然而这份“公祷书”却左右不逢源，1552年，国会把公祷书加以修订，几乎取消了所有天主教的仪式，包括：不再为死人祈祷；用圣餐桌取代祭坛；圣餐时以普通面包取代圣餐薄饼；驱鬼术与抹油礼都被拒绝。对于圣餐的看法则根据瑞士宗教改革领袖慈运理的看法，相信饼和杯只是基督身体和血的表征等等。　　爱德华六世在教改的同时，没有忘记初现规模的剑桥大学。当时这所大学已成为英国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的漩涡”，纷争充斥校园的每个角落。1552年，当剑桥校长爱德华•西摩被处死后，诺森伯兰公爵兼任了剑桥大学校长，意在充实剑桥的思想力量。　　前任剑桥校长爱德华•西摩是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简•西摩的大哥。她们的兄弟托马斯由于简•西摩的得宠而得到了提升，赢得了权力。1536年简•西摩嫁给国王后，爱德华•西摩被授予子爵和伯爵称号。1537年，简•西摩死后他继续受惠，对年幼的国王爱德华六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1547年亨利八世病逝那年他出任剑桥大学校长，但由于西摩兄弟四面树敌而失去了皇家的恩宠，他的弟弟托马斯下台不久，爱德华也逐渐失势，他的位置被约翰•达德利取代。1552年他和兄弟托马斯因叛乱罪被处死。　　诺森伯兰公爵并不想步爱德华•西摩的后尘，但此时的他似乎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当诺森伯兰公爵坐上剑桥校长宝座不久，爱德华六世就一命呜呼，而随后败露的“爱德华六世遗嘱案”――公爵策动儿媳简•格雷即位事件，加快了诺森伯兰公爵走向死亡。　　英国王位实行的是君主世袭制，根据若干年形成的成文和不成文法，在位君主之子有优先继承权。如君主无男嗣，女儿也可以继承。按英国王位沿袭惯例，接位的应是亨利八世与结发妻子凯瑟琳所生之女玛丽。　　玛丽从幼年起就被用为宫廷交易的工具，曾因为拒绝改信新教而几乎被父亲亨利八世推上叛国的审判台，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离婚之后她又被当作私生女看待。坎坷的遭遇使她的性格古板而固执。这个信奉天主教的不凡女子在爱德华六世即位后，决定与当时天主教世界的捍卫者――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结婚。　　爱德华六世处于奄奄一息之中，这令诺森伯兰公爵十分不安，因为一个可预见的事实是：国王一旦病故，王位非玛丽莫属。这个天主教狂热分子一旦大权在握，定会将她身边的异己分子杀个片甲不留。于是他在焦虑不安中斗胆策划了一个大阴谋。　　他伪造了一个爱德华的遗嘱：如果爱德华去世，继承他王位的是简•格雷，并唆使国王在上面签字。　　简•格雷是多塞特侯爵、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的女儿，亨利八世姐姐的孙女。尽管是这样的关系，可王位离她却并不遥远，但能够越过亨利八世的两个女儿玛丽和伊丽莎白来继承王位是很难想像的，再说，公众也难以接受，何况天主教派势力强大，为玛丽撑腰的大有人在。　　即便如此诺森伯兰公爵依然在简•格雷身上下了一切睹注,他不但伪造国王遗嘱,还把格雷娶回家门，让她与儿子基尔福•都雷完婚。　　可这一切努力都没能使简•格雷坐稳王位，在爱德华六世死后这场阴谋迅速败露――简•格雷即位9天即被玛丽废黜，随即被关进了伦敦塔。　　玛丽一世上台后，立即宣布恢复天主教，并对新教徒采取了高压政策，屠杀其中的激进分子，诺森伯兰公爵更是在劫难逃。　　1553年7月的一天，一群天主教徒闯进剑桥大学，把诺森伯兰公爵扣住。此时已知末日来临的公爵显得并不慌乱，他镇静地对来者解释了自己对教改的想法，然后表示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以求得到玛丽一世的宽恕。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杀红了眼的玛丽决定杀鸡儆猴，一个月后要了他的命。　　诺森伯兰公爵是在位最短的剑桥大学校长，尽管这个职位只是个兼职，但对剑桥的宗教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章 骇人听闻的剑桥校长斩首案火刑场上的剑桥院士

　　公元1555年是英国复原派教徒最恐怖的一年。这一年中，英国各地有75人被火烧死。其中包括剑桥大学的著名院士霍夫•拉蒂默、尼古拉斯•里德利和托马斯•克蓝麦。　　拉蒂默于1470年出生在英国中部的一个农庄，1510年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成绩优异的学生。欧洲宗教改革之风吹到英国后，他起初反对马丁•路德的哲学，但后来遇到托马斯•克蓝麦和尼古拉斯•里德利后，观念发生了变化。1522年开始他正式在剑桥大学传道，支持新教，引起剑桥当局的警觉。由于他反对亨利八世的所谓国教，被列为宗教异端分子，曾于1539年和1546年两次被囚禁在伦敦塔，直到爱德华六世即位才释放。此后，他召集教徒广泛传授新教，并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意见。1553年玛丽一世即位，他因不愿改革自己的信仰再次被捕。　　1555年10月16日，拉蒂默在牛津镇被执行火刑，和他一起被执行死刑的还有尼古拉斯•里德利。　　里德利生于1500年，他的父亲克里斯多夫是亨利八世执政时的朝中大臣。1520年里德利进入剑桥大学潘布鲁克学院，4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前往法国传道。1525年他回到英国，成为剑桥的教士，于1537年成为托马斯•克蓝麦的私人牧师。　　1547年，里德利作为罗切斯特大主教，被推选出进行巩固和加强剑桥的教义改革。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他参与编译了1548年的新教公祷书，两年后成为伦敦主教并成为国王的牧师。在伦敦，他在国王面前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对社会非正义的讲道以提高穷苦人的生活条件。由于他支持简•格雷即位，并于1554年和克蓝麦及拉蒂默一起，在牛津大学的争论中反对天主教的空头理论，坚持不会放弃新教信仰，被玛丽一世打入牢狱。他在就义前曾写信向母校潘布鲁克学院告别。　　在火刑柱下，拉蒂默安慰里德利说：别忧伤，我们要做男子汉大丈夫，今天蒙上帝的恩赐，以我们为照亮英国的蜡烛，我们应感谢。此烛一燃，我相信它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火焰吞噬了剑桥的两位杰出院士，消息传来，剑桥大学笼罩着前所未有的恐怖。可玛丽一世并不就此罢休。她把目光盯上了另一位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蓝麦。　　托马斯•克蓝麦于1489年出生在牛津，14岁进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1523年由于伦敦大瘟疫，他离开剑桥来到艾塞克斯避灾，恰巧国王亨利八世也在此避灾。亨利对这个开明的剑桥讲道师发生了兴趣。其时亨利八世当时正企图与凯瑟琳离婚，希望有一位为他游说的神职人员。　　在剑桥大学研究神学多年的克蓝麦面对国王的婚姻困惑，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即国王的婚姻自己有权解决，无须乞求教皇的同意。他开宗明义反对罗马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统治。因为在早期基督教时期,罗马教皇仅仅是罗马教区的主教，同其他在各地的主教一样，都秉承基督的意愿在本地传教，现在教皇凌驾于各主教之上，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完全是违背《圣经》的。根据《圣经》，英国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他代表上帝统治英国和英国教会，教皇根本无权干涉。　　克蓝麦的主张和进言使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决心更加坚定。　　欣喜若狂的亨利八世命令克蓝麦放下其他事务，专心为他的离婚事件进行舆论宣布。这对能言善道的克蓝麦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克蓝麦一头钻进文山书海之中，乐此不疲。他把文章写好后，拿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宣读，赢得很多人的赞同，更加得到亨利八世的信任。　　显然，克蓝麦对亨利八世的离婚诉说是支持的，他对国家意识及教改运动两方面都有强烈的感受，以至全力支持亨利八世切断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统治。克蓝麦对国王的忠诚终于有了回报。公元1532年，亨利八世指派克蓝麦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这是改革后的英国教会中地位最高的神职。随后国王委他参访罗马和德国。　　亨利八世死后，克蓝麦成为英国教改运动的推动力。为了强化教改运动，他特别从德国请到复原教领袖彼特•马特和马丁•布塞珥到牛津及剑桥执教。又因为许多圣职人员仍然照传统罗马方式举行教会仪式，克蓝麦在国王特许下，派遣“御用牧师”到各地游行讲道，教导圣职人员，普遍新教教义。为此他承担了《新教公祷书》和《四十二信条》的编写任务。　　克蓝麦主张基督教徒的信仰应以《圣经》为依据。在他看来，天主教会使用的拉丁文《圣经》是违背基督原意的，因此英国的基督徒应该使用英文《圣经》。于是，他与人合作，修改出版了英文《圣经》，称作“大圣经”，并以亨利八世的名义，通令全国教堂使用。这样，英国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认识去理解《圣经》，从而摆脱了思想束缚，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深入。　　他反对天主教的“化体说”。在他看来，基督教徒领取的圣餐，并非基督的血肉化成，举行圣餐礼只是对基督的追念，只要信仰基督，就能得救。与此同时，他也反对设祭坛，主张教士结婚，用英语做礼拜等等。　　麦蓝麦的这些主张都是与天主教格格不久的。他的行为引起罗马教廷的极大反感，1555年，他被罗马革除教籍，而让红衣主教波尔接他的空缺。在利害得失面前，克蓝麦屈服了，他公开承认教皇有权管辖英国教会。然而这却并没有消除玛丽一世对他的憎恨。杀气冲天的玛丽一心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　　克蓝麦刑前先后签署过6份悔过书，公开表示放弃复原教主义，但这并没有改变对其死刑的判决。　　1556年3月21日克蓝麦在牛津执行死刑。在行刑之前，克蓝麦突然宣布撤销以前的悔过书，否认那一切都不是他的真意，并以坚定的口气宣告他的复原教信仰。他甚至把签署过悔过书的手伸入火中焚烧，直到生命终结。克蓝麦终于以英雄之死殉道。　　玛丽一世对新教徒的迫害直到她于1558年11月7日去世之时。史料显示，在她统治的5年时间中，有300余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而被迫流亡国外的新教徒则更不计其数。为此她被绑上“血腥玛丽”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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