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匹马1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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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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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进兰
在别人看来,我的女儿很特殊,她走过那么多国家,经历那么多事情,她的见识超过她的年龄。
在我这个做母亲的眼中,她非常平凡,不过是我的孩子而已。
三毛是个纯真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或许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使她踏踏实实的活着。也许她的生活、她的遭遇不够完美,但是我们确知:她没有逃避她的命运,她勇敢的面对人生。
三毛小时候极端敏感和神经质,学校的课业念到初二就不肯再去,我和她的父亲只好让她休学,负起教育她的责任。
三毛有她自己的看法和对书本的意见,所以我们尽量不去限制她,让她自己选择喜好,她喜欢看书,她父亲就教她背唐诗宋词,看《古文观止》,读英文小说;喜欢音乐,请了钢琴老师来家里教;爱画画,遍访名师学艺,总之,我们顺着三毛的性子让她成长。
三毛个性偏执,四个小孩中,只有她不能按常轨走路,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得多放点儿心思在她身上,守护着她的脚步一步一步踏稳了才放心。
三毛的表现,在我们现在做父母的眼中看来,感觉很欣慰,她努力的走在人生道上,不偷懒也不取巧,甚至不愿父母多为她操心,什么苦她都一个人承担下来。
在我看来,三毛是个极端善良的人,她富爱心,又有正义感,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也都很热忱的去做。
另一方面,她又是个做事果断、不易屈服的人,不管周遭环境多么复杂,她都尽力化为简单,她不让命运击倒,凡是她下决心要做的事,再艰难,她都要做到。
对于这样的女儿,我这个做母亲的还能说什么呢?除了爱心和耐心,我是无法再给她更多的东西了,因为她早已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妥当。
三毛这次回国,我们母女再度相聚,对她的生活,由于朝夕相处,也有更深的了解,看着她从早忙到晚,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为她分担一些儿工作。
三毛现在除了在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组教书,每月有三个固定专栏要写,兴趣来时自己又要再写七、八千字,然后每个月看完五十本书以上,剩下的时间,有排不完的演讲和访问,几乎每天都要到清晨七点半才能入睡,早上十一点多又要起床开始另一天的忙碌,她的日子很艰难。看到女儿无日无夜的忙,我的心里多么不忍,总以为,她回家了,结束流浪生涯,离开那个充满悲苦记忆的小岛,三毛可以快乐的在自己的土地上,说自己的语言,做自己喜欢的事,开始她的新生。
但是,三毛现在忙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做她想做的事,她的时间,被太多外务分割了,常常吃不好、睡不好,而日子无止尽的过下去,不知那一天这种忙碌才会停止。这是社会太爱她了,而我们实在受不了。
和每一位为人父母的心态一样,我希望三毛再婚,有个爱她的丈夫,享受快乐的家庭生活。
儿女能够在身边,固然很好,但我更喜欢她有自己的家,拥有完整而独立的婚姻。
三毛是个孝顺的女儿,对任何人她也都谦恭有礼,个性只用在自己身上,从不对别人发作。
我和她虽是母女,感情却像好朋友,她无话不对我说,因此,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实在是个心地善良、纯洁,没有一点儿坏心眼,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也由于如此,她为别人忙得失去了自己,她成为大家的三毛,而不只是我的女儿。有人说,忙碌是推得掉的,事实上这个社会不怕打扰人的人很多很多。
他们……唉。我怕我的女儿又要走了,她受不了。
小时候,我挂心她的孤僻性格,长大了,我担心她单身在外的饮食起居,现在,我操心她的婚姻家庭。前面那些,该挂心、该担心的都过去了,她总算完完全全、健健康康的回到身畔,现在就是缺一个陪她终生的伴侣,可是,这种事,再操心也等不来的,只有期盼她有这个好福气,再遇到一个相爱的人,我这做母亲的也就不必再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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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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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到许多作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最好的一本书是将要写的一本,过去出版的,并不能使自己满意。”
每见这样的答复,总觉得很好,那代表着一个文字工作者对未来的执着和信心,再没有另一种回答比这么说更进取了。
我也多次被问到同类的问题,曾经也想一样的回答,因为这句话很好。
可是,往往一急,就忘了有计谋的腹稿,说出完全不同的话来。
总是说:“对于每一本自己的书,都是很爱的,不然又为什么去写它们呢?至于文字风格、表达功力和内涵的深浅,又是另一回事了。”
也会有人问我:“三毛,你自以为的代表作是那一本书呢?”“是全部呀!河水一样的东西,慢慢流着,等于划船游过去,并不上岸,缺一本就不好看了,都是代表作。”这种答复,很吓人,很笨拙,完全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实在不想说,也就不说了。
其实,才一共没出过几本书,又常常数不出书名来,因为并不时时在想他们。
对自己的工作,在心里,算的就只有一本总帐――我的生命。
写作,是人生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坚持看守个人文字上的简单和朴素,欣赏以一支笔,只做生活的见证者。绝对不敢诠释人生,让故事多留余地,请读者再去创造,而且,一向不用难字。
不用难字这一点,必须另有说明,因为不大会用,真的。
又要有一本新书了,在书名上,是自己非常爱悦的――叫它《送你一匹马》。
书怎么当作动物来送人呢?也不大说得出来。
一生爱马痴狂,对于我,马代表着许多深远的意义和境界,而它又是不易拥有的。
马的形体,织着雄壮、神秘又同时清朗的生命之极美。而且,他的出现是有背景做衬的。
每想起任何一匹马,一匹飞跃的马,那份激越的狂喜,是没有另一种情怀可以取代的。
并不执着于拥有一匹摸得着的骏马,那样就也只有一匹了,这个不够。有了真马,落了实相,不自由,反而怅然若失。
其实,马也好,荒原也好,雨季的少年、梦里的落花、母亲的背影、万水千山的长路,都是好的,没有一样不合自然,没有一样不能接受,虚实之间,庄周蝴蝶。
常常,不想再握笔了,很多次,真正不想再写了。可是,生命跟人恶作剧,它骗着人化进故事里去活,它用种种的情节引诱着人热烈的投入,人,先被故事捉进去了,然后,那个守梦田的稻草人,就上当又上当的讲了又讲。
那个稻草人,不是唐吉诃德,他却偏偏爱骑马。
这种打扮的梦幻骑士,看见他那副样子上路,谁都要笑死的。
很想大大方方的送给世界上每一个人一匹马,当然,是养在心里、梦里、幻想里的那种马。
我有许多匹好马,是一个高原牧场的主人。
至于自己,那匹只属于我的爱马,一生都在的。
常常,骑着它,在无人的海边奔驰,马的毛色,即使在无星无月的夜里,也能发出一种沉潜又凝炼的闪光,是一匹神驹。
我有一匹黑马,它的名字,叫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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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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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不是泰安街,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热的午后。
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没有夹着油画,即使是面对那扇大门,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两分钟。
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门外的夕阳下,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
我按铃,有人客气的领我穿过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我,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个少年的我,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竟然鲜明如故。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
客厅里空无一人,有人送茶来,我轻轻道谢了,没有敢坐下去,只是背着门,看着壁上的书画。
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
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
门开了,我急速的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着伸出双手,就这一步,二十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梦,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而我,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旧。
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话。
初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
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的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姊弟,叫做陈缤与陈X,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我避在一个角落里。
陈X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地安人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篷车在大火里焚烧……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的看了个够。后来陈X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
陈X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的请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
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
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
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人羞涩。
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
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
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梦》。
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
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
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
我安然的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什么,什么,他在说什么?
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我听不见。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
“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吗?”
“不好!”我轻轻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
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
“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
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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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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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电话不停的闹,冷气不够让人冻清醒,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一切如梦。
电话响了,有人在接,听见对方的名字,我将手伸过去,等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便接过了话筒。
“是谁?”那边问我。
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自是不识我的声音。“小时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小学一年级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我说,那边又要问,我仍霸住电话,慢慢的讲下去:“有一回,你们的老家人,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后来,他隔着门,要求进来砍一些枝桠分去插技,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
“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话。“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的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住往不见人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的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他学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闲闲的走。堂哥和我,是谁也不约谁的,偶尔遇见了,就笑笑。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的交给了他,说是:“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的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终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里慌张,恨不能从此不要见面,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忆起来,说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他穿的是什么,他没有说。
那件衣服的颜色,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而当年的白先勇,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的鲜明。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我的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现在,对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记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走的时候,台北的剧场,正在热闹《游园》,而下面两个字,请先勇留给我,海的那边空了一年多的房子,开锁进去的一刹那,是逃不掉的“惊梦”。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亮的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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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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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初识一个已婚的女友,总是自然而然的会问她:“娘家哪里?”
要是对方告诉我娘家在某个大城市或就在当时住的地方时,我总有些替她惋惜,忍不住就会笑着叹口气,嗳一声拖得长长的。
别人听了总是反问我:“叹什么气呢?”
“那有什么好玩?夏天回娘家又是在一幢公寓里,那份心情就跟下乡不同!”我说。
当别人反问起我的娘家来时,还不等我答话,就会先说:“你的更是远了,嫁到我们西班牙来――”
有时我心情好,想发发疯,就会那么讲起来――“在台湾,我的爸爸妈妈住在靠海不远的乡下,四周不是花田就是水稻田,我的娘家是中国式的老房子,房子就在田中间,没有围墙,只在一丛丛竹子将我们隐在里面,虽然有自来水,可是后院那口井仍是活的,夏天西瓜都冰镇在井里浮着。“每当我回娘家时,早先下计程车,再走细细长长的泥巴路回去,我妈妈就站在晒谷场上喊我的小名,她的背后是袅袅的炊烟,总是黄昏才能到家,因为路远――”
这种话题有时竟会说了一顿饭那么长,直到我什么也讲尽了,包括夏夜娘家的竹子床搬到大榕树下去睡觉,清早去林中挖竹笋,午间到附近的小河去放水牛,还在手绢里包着萤火虫跟侄女们静听蛙鸣的夜声,白色的花香总在黑暗中淡淡的飘过来――
那些没有来过台湾的朋友被我骗痴了过去,我才笑喊起来:“没有的事,是假的啦!中文书里看了拿来哄人的,你们真相信我会有那样真实的美梦――”
农业社会里的女儿看妈妈,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幅美景。可惜我的娘家在台北,住在一幢灰色的公寓里,当然没有小河也没有什么大榕树了。
我所憧憬的乡下娘家,除了那份悠闲平和之外,自然也包括了对于生活全然释放的渴望和向往。妈妈在的乡下,女儿好似比较有安全感,家事即使完全不做,吃饭时照样自在得很,这便是娘家和婆家的不同了。
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巴洛玛已经结婚十二年了,她无论跟着先生居住在什么地方,夏天一定带了孩子回西班牙北部的乡下去会妈妈。那个地方,满是森林、果树及鲜花,邻居还养了牛和马。夏天也不热的,一家人总是在好大的一棵苹果树下吃午饭。
有一年我也跟了去度假,住在巴洛玛妈妈的大房子里,那幢屋顶用石片当瓦的老屋。那儿再好,也总是做客,没几天自己先跑回了马德里,只因那儿不是我真正的娘家。又去过西班牙南部的舅舅家,舅舅是婚后才认的亲戚,却最是偏爱我。他们一家住在安塔露西亚盛产橄榄的夏恩县。舅舅的田,一望无际,都是橄榄树,农忙收成的时候,工人们在前面收果子,不当心落在地上未收的,就由表妹跟我弯着腰一颗一颗的捡。有时候不想那么腰酸背痛去辛苦,表妹就坐在树荫下绣花,我去数点收来的大麻袋已有多少包给运上了卡车。
田里疯累了一天回去,舅妈总有最好的菜、自酿的酒拿出来喂孩子,我们呢,电影画面似的抱一大把野花回家,粗粗心心的全给啪一下插在大水瓶里就不再管了。凉凉的夜间,坐在院子里听舅舅讲故事,他最会吹牛,同样的往事,每回讲来都是不同。有时讲忘了。我们还在一旁提醒他。等两老睡下了,表妹才给我讲讲女孩子的心事,两人低低细语,不到深夜不肯上楼去睡觉。
第二日清晨,舅舅一叫:“起床呀!田里去!”表妹和我草帽一拿,又假装去田上管事去了。事实上那只是虚张声势,在那些老工人面前,我们是尊敬得紧呢!
回忆起来,要说在异国我也有过回娘家的快乐和自在,也只有那么两次在舅舅家的日子。
后来我变成一个人生活了,舅舅家中人口少,一再邀我去与他们同住,诚心要将就当做女儿一般看待,只是我怕相处久了难免增加别人的负担。再说,以我的个性,依靠他人生活亦是不能快乐平安的。舅舅家就再也不去了。
既然真正的父母住得那么远,西班牙离我居住的岛上又有两千八百里的距离。每当我独自一个人飞去马德里时,公婆家小住几日自然是可以,万一停留的日子多了,我仍是心虚的想搬出去。
女友玛丽莎虽然没比我大两岁,只是她嫁的先生年纪大些了,环境又是极好的人家。我去了马德里,他们夫妇两个就来公婆家抢人,我呢,倒也真喜欢跟了玛丽莎回家,她的家大得可以捉迷藏,又有游泳池和菜园,在市郊住着。这个生死之交的女友,不但自己存心想对我尽情发挥母爱,便是那位丈夫,对待我也是百般疼爱,两个小孩并不喊我的名字,而是自自然然叫“阿姨”的,这种情形在没有亲属称呼的国外并不多见,我们是一个例外。
在玛丽莎的家里,最是自由,常常睡到中午也不起床,醒了还叫小孩子把衣服拿来给阿姨换,而那边,午饭的香味早已传来了。
这也是一种回娘家的心情,如果当年与玛丽莎没有共过一大场坎坷,这份交情也不可能那么深厚了。
可是那仍不是我的娘家,住上一阵便是吵着要走,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明白。
在西班牙,每见我皮箱装上车便要泪湿的人,也只有玛丽莎。她不爱哭,可是每见我去,她必红眼睛,我走又是一趟伤感,这种地方倒是像我妈妈。
过去在西德南部我也有个家,三次下雪的耶诞节,就算人在西班牙,也一定赶去跟这家德国家庭过上十天半月才回来。当然,那是许多年前做学生时的事情了。
那位住在德国南部的老太太也如我后来的婆婆一样叫马利亚,我当时也是喊她马利亚妈妈。有一年我在西柏林念书,讲好雪太大,不去德国南部度节了,电话那边十分失望,仍是盼着我去,这家人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我的朋友。当时家中的小妹要结婚,一定等着我去做伴娘,其实最疼我的还是马利亚妈妈,我坚持机票难买,是不去的了。
结果街上耶诞歌声一唱,我在雪地里走也走不散那份失乡的怅然。二十三号决定开车经过东德境内,冒雪长途去西德南部。到的时候已是二十四日深夜,马利亚妈妈全家人还在等着我共进晚餐。更令我感动的是,一入西德境内,尚在汉诺瓦城的加油站打了长途电话去,喊着:“过来了,人平安,雪太大,要慢慢开!”并没有算计抵达南部小镇的时间,车停下来,深夜里的街道上,马利亚妈妈的丈夫,竟然穿了厚大衣就在那儿淋着雪踱来踱去的等着我。
我车一停,跑着向他怀内扑去,叫了一声:“累死了!车你去停!”便往那幢房子奔去。房间内,一墙的炉火暖和了我冻僵了的手脚,一张张笑脸迎我回家,一件件礼物心急的乱拆。那当然也是回娘家的感觉,可惜我没有顺着马利亚妈妈的心意做他们家庭的媳妇。没有几年,马利亚妈妈死了。当那个印着黑边的信封寄到了我的手中时,我已自组家庭两年了。
跟那一家德国家庭,一直到现在都仍是朋友,只是妈妈走了,温暖也散了,在德国,我自是没有了娘家可回。
飘流在外那么多年了,回台的路途遥远,在国外,总有那么一份缘,有人要我把他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这当然是别人的爱心,而我,却是有选择的。
去年搬了一次房子,仍在我居住的岛上,搬过去了,才发觉紧邻是一对瑞典老夫妇,过去都是做医生的,现在退休到迪纳利群岛来长住了。
搬家的那一阵,邻居看我一个人由清早忙到深夜,日日不停的工作,便对孤零零的我大发同情,他们每天站在窗口张望我,直到那位老医生跑来哀求:“Echo,你要休息,这样日也做,夜也做,身体吃不消了,不能慢慢来吗?”我摇摇头,也不肯理他的好意。后来便是那位太太来了,强拉我去一同吃饭,我因自己实在是又脏又忙又累,谢绝了他们。从那时候起,这一对老夫妇便是反复一句话:“你当我们家是娘家,每天来一次,给你量血压。”
起初我尚忍着他们,后来他们认真来照顾我,更是不答应了。
最靠近的邻居,硬要我当作娘家,那累不累人?再说,我也是成年人,自己母亲都不肯去靠着长住,不太喜欢的邻居当然不能过分接近。也只有这一次,可能是没有缘分吧,我不回什么近在咫尺的假娘家。
写着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台北,突然回来的,久不回来的娘家。
妈妈在桃园机场等着我时,看见我推着行李车出来,她走出人群,便在大厅里喊起我的小名来,我向她奔去,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趴在我的手臂上眼泪狂流。我本是早已不哭的人了,一声:“姆妈!”喊出来,全家人都在一旁跟着擦泪。这时候比我还高的妈妈,在我的手臂中显得很小很弱。妈妈老了,我也变了,怎么突然母女都已生白发。
十四年的岁月恍如一梦,十四年来,只回过三次娘家的我,对于国外的种种假想的娘家,都能说出一些经过来。而我的心,仍是柔软,回到真正的娘家来,是什么滋味,还是不要细细分析和品味吧!这仍是我心深处不能碰触的一环,碰了我会痛,即使在幸福中,我仍有哀愁。在妈妈的荫庇下,我没有了年龄,也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毕竟这份情,这份母爱,这份家的安全,解除了我一切对外及对己的防卫。
有时候,人生不要那么多情反倒没有牵绊,没有苦痛,可是对着我的亲人,我却是情不自禁啊!
本是畸零人,偶回娘家,滋味是那么复杂。掷笔叹息,不再说什么心里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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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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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给他家人报了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事实,可是他们心碎了。
见了面,我能说什么?那顿饭,曾家人诚心要讲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结果,我没有再跟他们连络。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纳利群岛去。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开车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坟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个岛屿,请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属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会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们只有期望来世和亲人的重聚。那个墓,如果您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请看见这篇后记的南部朋友代为留意,如果有认识曾家的人,请写信到皇冠出版社来与我连络。谢谢!
上坟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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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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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的不是掌声,他要的不是个人的英雄崇拜,他不要你看热闹。
请你看他,用你全部的心怀意念看看这个高贵的人,看出这一个灵魂的寂寞吧!
你当然看到了他,因为这一场演讲会你去了。
请问你用什么看他?用眼睛,还是用心灵?
演讲会散了,闹哄哄的人群挤在走廊上,气氛相当热烈,好似上一分钟才从一场宴会里散出来。
一张又一张脸上,我找到的不是沉思,我听到看到的只是寒暄和吵闹。
那么多张脸啊,为什么没有一丝索忍尼辛的光影?而你正从他的讲话里出来。
你为什么来?他又为什么讲?场外那么多哀哀求票的人,你为什么不干脆将票给了他们?
是那一位过来问我:“三毛,你听演讲为什么泪湿?”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根本在场,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人,听了他的讲话,想到他的一生,却问我为什么堕泪,那么你跟我,说的不是同样的语言。
我流泪,因为我寂寞,你能懂吗?孤臣孽子的寂寞,无关风月,一样刻骨。
你又说:“你是情感丰富的人,当然是如此反应的。”
那么我跟你说,你冷血,这儿一半听讲的人都冷血,全台湾一半的人冷血、自私、懦弱、短视……你无感,因为你没有爱,没有心,没有热血,也没有灵魂。
是的,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自由得慢慢烂掉,烂在声色犬马的追逐里,死在浮华生活的彩色泡沫中而洋洋自得。这便是你对自由的了解和享受,是不是?
你是不是将索忍尼辛的来,又当作一场空泛的高调,你听见自由的呼唤,听见一个真诚而热烈的灵魂喊出了你常常听的东西,也喊出了大陆同胞的声音,你便机械的鼓掌,就如你一生拍了无数次想也当然的手一样。
你只是拍手而已,你的眼底,没有东西。
我们僵掉了,我们早已僵化了,我们有的只是形式和口号,我们不懂得深思,因为那太累了。
你不要喊口号吧,口号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生活,不改变自己的理念,不珍惜你已有的自由,不为你安身的社会担负起当有的一份使命,那么你便闭嘴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将物质的享受和自由的追寻混为一谈,我们反对极权便加强渲染那个不自由世界里物质的缺乏。却不知道,有许多人,为着一个光明而正确的理想,可以将生命也抛弃。物质的苦难和自由的丧失事实上是两回事,后者的被侵犯才是极可怕可悲的事情。
我并不是在跟你讲国家民族,我只跟你讲你自己,我们既然将自由当作比生命还要可贵的珍宝,那么请你不要姑息,不要愚昧,爱护这个宝贝,维护它,警惕自己,这样的东西,你不当心,别人便要将它毁灭了。
请你看这个人,看进这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看出他心里的渴望,看清楚他个人血泪的遭遇,看明白他的语重心长,也看见他心底那一股如同狂流般的焦虑和得不到自由世界回乡的寂寞。
听了索忍尼辛的话,但愿你心里有一点被刺痛的感觉,他如此的看重每一个珍爱自由的灵魂,我们不当轻视自己,更不能将这份卫护自由的使命交在他人的手里,而忘了自己也是一份力量。
以上为书籍的全部内容,祝您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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