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许知远著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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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中国纪事》(许知远著)
许知远著
书籍介绍:本书的一系列文章,是许知远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但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之意义吗?
序言 不算成功的尝试
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那时,我厌倦持续了四年的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
这种写作充满了快感,却也常常不知所云,它让我不时陷入虚空,对于更真实、生动的生活反而失去了感受。一种焦虑油然而生――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我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我知道这种努力不算成功,它经常会滑向自我沉溺,为了感受的独特性,而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镇静的叙事。它最终没变成我写作的新探索,它们仍然是单调的、令我厌烦的2000字的随笔。
想起随笔这个词,我经常心生不安。依稀记得一位作家说过,诗歌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创造,而随笔则属于老年。似乎从21岁开始写作,我就一直处于老年状态。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写诗,或创造了一幕戏剧,那才是真正突破的到来之时。我怎么也忘记不了尼采刻薄的评价:批评家生活在精神王国的最底层。
但不管怎样,这些不长的随笔仍算得上是努力尝试的结果,在我参差不齐的写作序列里,它们更加安静、节制与从容,也更依赖我的个人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情绪。
吾国吾民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的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惟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80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河殇》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没人怀疑执政党,“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则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com风潮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地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了一名dot-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
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1/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并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诚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
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我们最初想像的不同。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报道的影响。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全球化了的中国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和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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