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事物的转译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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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图1 上海跑马场三次迁移
图2 1921年上海跑马总会会员徽章
资料来源：毕可思（Robert Bickers）提供。
图3 去看德比大赛的上海
资料来源：“Going to the Derby at Shanghai，” Harper’s Weekly，14 June 1879，pp.468-469.
图4 香宾票
说明：上为正面，下为背面。
资料来源：王启元提供。
图5 上海跑马场（左侧）及附近夜景（唐振常/摄）
资料来源：Virtual Shanghai Project.
序
毕可思（Robert Bickers）
查看旅行指南中的地图，可以了解很多关于这座城市运行方式的假设。热门景点或提供特定服务的点比那些只具有常规功能的点被标记得更明显，其他的地点则没有标记甚至是一片空白。这类城市地图是针对特定读者的。以历史上的英文上海指南为例，你会发现旅馆和总会被标识得很清楚，但在某一两张地图，城墙内的老县城是一片空白。例如，1904年的一份指南就认为没有必要向访沪的外国游客提供任何关于老县城（the Chinese city）的指引。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可能学到什么？目标读者因此对这个区域一无所知，讽刺或偏见遂填补了这块空白：街道狭窄、空气污浊、危险阴暗是几个常见的偏见。早期用英语写的上海史对老县城的描写同样是一片空白。县城西北方再过去几个街区是另一个在城市地图上非常显眼的地方，它不仅与老县城的形状相呼应，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基本上呈空白状，那就是上海跑马厅。[1]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尽管上海跑马厅在旅游指南上被标出，并且有相关条目，被放在有组织的休闲和运动项下，但是它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往往是空白的，或者被留给讽刺或偏见。在这本书中，张宁非常清楚且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该让它保持空白，以及通过考察上海跑马厅和其他类似地点的运作与变化，如何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和城市史的认识。
19世纪下半叶，从上海登岸的欧美人士是来工作的。我们知道这些人买了什么、卖了什么、建造了什么、拆毁了什么、写了什么——我们认为自己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是谁、他们如何生活，最后如何离开世间的。我们有关于上海洋行的历史、外交史、正常的传记和美化了的传记；我们有关于公共租界及工部局、法租界、上海建筑、医疗和公共卫生、传教士活动、捕房、教育、银行、证券交易等方面的史作。相关著作极多，不仅仅是因为外国企业、传教士和外国势力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档案和印刷品。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上海的商业、外交、冲突、宗教（不过我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仔细研究了传教士，对19世纪在华外国男女实际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其实了解有限）、医疗、暴力和性时，我们很少注意有组织的休闲活动。
可是休闲空间是外人初来乍到时最先留意的地方。在划定租界时，外国领事和居民不仅为领事馆、公墓、宗教场所留出了土地，他们还往往会开辟一条赛马道。这些地点都很重要。他们在这些地方祈祷、休闲、死亡——在领事馆，他们的死亡被正式记录在案，遗产也得到管理。档案馆和旅行指南中的平面图和地图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跑马场，也显示了随着租界的扩张，跑马场是如何一再迁徙的，今天我们仍可从上海街道的形状看出这些印记。值得注意的是，休闲很快从业余的活动演变为成熟的商业。到这里工作的外人，他们努力工作，辛勤赚钱，以便能在积累到一定财富后退休回家，这大约是两万英镑。艰苦的工作意味着积累货物准备出口，不停地更新贸易通告以便随船寄出，疯狂地竞价搜购茶叶或棉花，不断地向船运公司争取舱位。当然，他们也有闲暇时间。他们留下的日记和书信表明，他们会走出租界，到邻近乡间散步，他们打草地滚球、唱歌、作曲、跳舞，他们划船，后来又参加团队运动，建造起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而且他们骑马。考虑到外国女性很少（因此男性与男性共舞），他们尽可能多地把家乡的生活转移到上海、福州、镇江等通商口岸，最初很少通过社会团体传播。
这些活动的特性最后发展成张宁这本书探索的重点——跑马。新来的外人来自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马在日常生活乃至有组织或私人性质的休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跑马被移植到中国通商口岸，在休闲世界中扮演关键角色，就像它在英国那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从家里寄来的报纸《运动生活》（Sporting Life），及他们有轻松读物，如瑟蒂斯（R.S.Surtees）的狩猎故事《乔洛克的旅行与欢乐》（Jorrocks’ Jaunts and Jollities）。这种充满社会喜剧意味的竞猎充斥《笨拙》（Punch）等流行杂志的版面，因此在上海，外人高兴地阅读约翰·利奇（John Leech）的漫画，漫画中的社交攀爬者努力爬上马背（或从马背上摔下来）。在华外人骑马为了锻炼身体，也为了比赛，更为了表明自己的地位。1876年春，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资深合伙人约翰·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从伦敦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合伙人威廉·兰格（William Lang）说：“我很高兴你喜欢那些马。……你觉得它们在模样和奔跑方面与伦敦的顶级马相比如何？它们是现在中国最好的马吗？它们的繁殖力可是一流的。”[2]约翰·施怀雅先前通过澳大利亚合伙人詹姆斯·洛里默（James Lorimer）爵士在墨尔本购买了两匹小马，将之运到上海。这项安排所费不赀，对马匹来说也可能有些风险。书信中的这些话既是一种姿态，也显示了这位资深合伙人的个人特质，他在信中关注的是威廉·兰格对马的品质的印象。我们可以看到马在约翰·施怀雅的私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与他的商业生活是如何重叠的。他向来热衷狩猎，年轻时就加入利物浦南部柴郡一项声望很高的地区狩猎活动，晚年又参加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伦敦北部艾尔斯伯里谷（Vale of Aylesbury）组织的动见观瞻的狩猎赛。墨尔本的报纸保存了他1854～1858年淘金热期间在那里活动的少数记录，其中包括他加入墨尔本狩猎俱乐部，以及他在其中一次障碍赛取得了优异成绩。约翰·施怀雅的书信簿中有很多他与训练师、马夫的商业往来信件，狩猎和骑马也是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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