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文日记（1937—1952）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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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总目录
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
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
照片及日记、信函手迹
1.南京，1932-1935年间，真容照相馆
（除另有说明者外，以下所有照片和制版文件均由本书编者收藏或拍摄）
2.广西岑溪大湴乡桂珍村克文先生祖宅
3.编者与族人在祖宅门口合影，1992
4.在大新学校（现改为岑溪县大湴中心校）原址门前，侄女明娜（左五）、编者（左六）、堂侄昌元（右五）
5.远望桂珍村（右）与先生就读的大新学校（左）
6.初到广州就读高师，1919
7.先生自题：“梅花落时，于图书馆侧”，1924
8.自称为“西南饭团”的高师友好同学相聚于图书馆侧，1924年2月10日（正月初六）傍晚。（右起）后排：谢康、朱瑞元、李朴生、陈家骥、苏熊瑞、褟参化、林天焘；前排：余鸣銮、陈良烈、梁粲文、陈克文
9.“西南饭团”在图书馆侧石阶上，日期同前
10.“西南饭团”同日另一合照
11.广东高等师范旧址正门，现为国民党一大纪念馆及鲁迅纪念馆
12.高师大礼堂，先生即在此聆听中山先生演说
13.与振姊和三岁女儿在广州，1925
14.在广州照相馆，1925年8月2日
15.与家人在汉口，1926年6月25日
16.邓演达在武汉，1927【克文先生藏，来源不明】
17.先生赴欧游历，家人在轮船上送别，1928
18.伦敦圣詹姆斯公园，1928年7月
19.伦敦寓所门前，1928
20.从欧洲回香港与家人团聚，1928年底
21.与余舜华家小孩，1930，（右起）大卫、淑本、大尹
22.《南华日报》创刊，1930，先生在二排右五
23.南京苜蓿园新居，1937
24.振姊与太夫人李氏在新居门前
25.在园中写作
26.与李朴生（右）春郊远足
27.双十节花园中升旗礼：（左起）太夫人、振姊、甘乃光、余敬豪、李朴生、静女、雷秉三夫人、唐惜芬
28.在园子的防空洞口
29.在屋中缝制军服
30.武汉撤退赴重庆途中游宜昌三游洞，1938
31.于枣子岚垭寓所门前，1938
32.与中央训练团7期22组学员合照，1940年4月3日
33.与中央训练团7期43组学员合照，1940年4月8日
34.陈家骥、陈克文编译《世界著名探险家》书影，1925年初版，香港大学藏
35.1937年11月26日日记影像，记撤离南京事
36.致汪精卫质疑“艳电”理据函稿首页，1939年1月6日，夹藏日记第三册中
37.毛泽东致陈克文手书函件，1926年9月17日，共6页（顺序如左下角数字），藏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编号：部10435之1-4及1-3
38.毛泽东致陈克文手书函件，1926年9月16日，1页，藏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编号：部13586
39.陈铭枢致克文先生手书函件，1938年7月7日。函中“大均”指龙詹兴，为高师同学，抗日义愤高涨者
40.蒋介石命将罗君强撤职查办手谕，1938年12月11日。见同年月13日日记
出版说明
《陈克文日记（1937-1952）》，由陈方正先生编辑校订，繁体字版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出版。
此次出版简体字版，仅对显见的错漏文字与编校者商定做出修订，未做其他改动，以维原貌，俾便研究，请使用者自行判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8月
余序
陈克文先生是我的朋友方正兄的尊人。记得大概在两年以前，方正兄告诉我，他正在开始整理克文先生的日记。我听了非常兴奋，鼓励他赶快完成这一重大计划，为中国现代史增添一种最可信的史料。2010年3月起，方正兄编校的《陈克文日记辑录》第一辑（1937年）开始在《万象》杂志上连载（第12卷第3期至第8期，又第10期至11期），我每期必读，而且越读越感觉我的最初期待得到了十足的印证。这部日记为什么具有这样高的史料价值呢？方正兄下面一段话充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父亲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和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地位并不高，但长期负责实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来观察政府运作和众多政坛人物言行；而且他刚出校门就入党、从政，与政界乃至学界有广泛接触和交往，他的观察、评论应该是很有兴味和历史价值的。（《陈克文日记辑录》“前言”，《万象》第12卷第3期，2010年3月，第1页）
这部日记共分七辑，再加上最后一章（尾声）；我已经读过其半；除已刊印的第一辑外，我又细读了第五、六、七辑的稿本。读后的整体印象完全符合上引方正兄关于日记的简要介绍。但是我还要增加一重理由，以凸显这部日记的特殊史料价值。正因为克文先生一直担任着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或立法机构的高级事务官，所以他上可以随时与中央首长（如行政院长和立法院长）直接沟通，中可以经常与同僚交换意见，下则可以通过低级部属而认识到整个科层系统的运作。我曾读过王世杰先生的日记，他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自然高于克文先生，但也因此之故，所见偏于最高层的小圈子之中，视野反而受到较大的限制。
我对于这部日记特别信任则是和我对日记作者的信任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和方正兄之间的友谊关系，事实上，我耳闻克文先生的大名远在认识方正兄之前。1950—1955年，我就读于新亚书院和研究所时期，已经开始接触香港的文化圈子，当时克文先生是这个圈子里面很受尊重的一位长者；他不但时时发表政论文字，而且还在50年代中期主编著名的《自由人》周刊。我虽然无缘拜谒克文先生，但从师友前辈等处听到的风评，即早已心仪其人。读过大半部日记之后，对他持论之公允和办事之认真，我更获得了亲切的认识。
正是由于公允和认真两种长处，克文先生主持的《自由人》很快便取得了舆论界的牛耳地位，让我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1955年8月《自由人》464期刊出了两篇文字，攻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把持学术资料”，不许外人借阅。胡适在美国读了这一期，认为这种指责有损史语所的名誉，因此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要他赶快设法补救（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488页）。第二个例子也出于胡适。1956年1月《自由人》第511期和512期载有徐道邻《记丁在君》一文，胡适读后认为其中有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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