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台湾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2 胡适在台北逝世(1)-(图)
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与不省人事的胡适握最后一次手 一代学术宗师胡适博士,于1962年2月24日病逝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这位 影响20世纪中国人至深的思想家在宝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五年,提升了台湾的思想学术水平, 播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也留下了难以企及的学人典范。 胡适博士过世的这一天,正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在该院蔡元培纪念馆主持酒会, 欢迎新院士的加入。那天胡适心情很好,他说:“现在我们在此山上,可以看见物质进步的情 形,可是刚迁来时,院里放书的架子也没有,同仁住处也没有,一直到近六年,得到帮助才开 始慢慢恢复,现在已有七个研究所,开过四次会议,选举了三次院士。”胡适继续说,“我们十 几年,在孤岛上,台湾宝岛上,离群索居,在物质的困难、精神的困难之下,还做了一些工 作……” 谈到过去和将来,胡适显得十分兴奋,说了许多话。酒会结束后,宾客陆续离开会场,胡 适仍边走边与友人谈话。不到五分钟,胡适突然昏倒在地,已向外走的院士和宾客又纷纷赶 回。大家围绕着他,台大医学院院长魏火曜立刻为他施行人工呼吸,随后“中央研究院”的医 生赶到,为他注射了盐酸肾上腺素并使用氧气,均告无效。晚上7点25分,台大医院杨思标 医师赶到,诊断后宣布胡适已经过世了。此刻,胡适周围的友人都黯然啜泣,现场一片静寂。 胡适生于1891年,原籍安徽绩溪,后入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每次考试均列第一。 宣统二年(1910),考取官费留美学生,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 事哲学家杜威博士,以研究先秦名学史而得到哲学博士,才气纵横,文名渐传。1917年,胡 适返回中国,以二十八岁之龄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其间继续推动白话文运动,提倡自由、 理性、科学,对年轻一代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救亡图存的年代,各种思潮激荡,背后亦伴随着不同党派势力的竞逐。在思想领域里, 由于坚持自由与实证主义,胡适对共产主义持严厉批判的立场,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便成为左翼学者文人极力抨击的对象。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2 胡适在台北逝世(2)-(图)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研院”酒会之后不幸突然昏倒……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2 胡适在台北逝世(3)-(图)
胡适(中)出行访问,陈诚(右)等人亲至机场欢送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2 胡适在台北逝世(4)-(图)
1961年,胡适博士由美国返台,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前往机场迎接 总的来说,胡适与蒋介石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又不失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几乎不接受政府的官职。唯一的例外是抗战爆发后,胡适为赴国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 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底,国共内战进入战略性的转折阶段,解放军即将 进入北平,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等北平学人南下。尔后胡适赴美讲学。 1949年国民党迁台以后,随着局势逐渐稳定,胡适于1952年11月及1954年2月,两次 应邀来台讲演。而此时中国大陆正发起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以清除胡适思想的影响。 1958年4月,经蒋介石力邀,胡适同意来台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推动学 术研究。在台北的最后五年,胡适主张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湾发挥影响,并鼓舞出新的实践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办《自由中 国》半月刊,并肯定雷震联合李万居、高玉树等本省人士组织新政党的计划。不过 当雷震被捕时,胡适并未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为此外界对其颇多非议。但从后来所 披露出的胡适日记中,人们看见了更多的事实真相:胡适虽然不是政治上的反对 派,但他与蒋介石在私下面对时,却直言不讳,呼吁民主与自由。 1953年1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 了共两点钟,我说了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新闻自由。第 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 三,第(按:“无”字之误)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 也’。……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 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 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更记载着,胡适当面告诉蒋介石:“十年前总统曾对 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也不会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但总统的雅量,我至今不会忘记。我今天的 盼望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新党 的人?”这便是真实的胡适,坚持不做官以保持讲真话的空间,表面上不参与政治,私下又以 直率的方式促使政治往民主的方向改变。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2 胡适在台北逝世(5)
胡适的灵柩于10月15日安葬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数以千计的人,1962年10月15日,胡适逝世后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前山坡上,后灵柩又移往墓园。 络绎不绝地涌进胡适先生的灵堂,向胡适先生行三鞠躬礼,很多人黯然神伤,默默无言。告别 式由“副总统”陈诚主持,礼成后,许多人仍然冒着细雨站在灵堂前,久久不去。胡适的夫人 江冬秀女士则一直在后辈亲友扶持下不停饮泣。 1975年8月22日,江冬秀女士也过世了,与胡适合葬在一起。他们育有两个儿子,长子 胡祖望在驻美单位做事,次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后在大陆批判胡适期间自杀身亡。 1990年,胡适百岁冥诞,海内外华人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包括出版书刊专集,举行学 术研讨会、文物展等,其中两岸学者专家举办了“胡适与近代中国研究会”。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3 杨传广、纪政传奇(1)-(图)
杨传广发起“一人一元运动”。图为杨传广与纪政在体育场奔走宣传 横跨1960年代,台湾体坛出现了两颗闪耀的巨星。他们的优异表现,名震国际体坛, 因此成为永不磨灭的传奇,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们是“亚洲铁人”杨传广和“飞跃的羚 羊”纪政。 杨传广与纪政的成绩不仅是个人的,也反映着这个时代力争上游的朝气与梦想。他们不断 地往前冲刺,不断地创下更好的成绩,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展现不服输的斗志,编织创造荣 誉的梦想。 这段金色传奇始于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台湾田径选手杨传广与美国选手琼森争夺十项 全能的金牌。赛程扣人心弦,双方互有领先,又因天雨,比赛走走停停,让全场五万多观众紧 张得喘不过气来。最后,经过两天的比赛,杨传广在十项中领先了七项,却因铅球和铁饼落后 太多,以总分八千三百三十四输给了琼森的八千三百九十二分,获得亚军。 尽管杨传广以五十八分之差输给了琼森,但这场精彩的赛事却成为日后国际体坛的一段佳 话,杨传广也因此名扬千里。长年以来,亚洲人天生体能的限制,鲜少能在田径场上与西方国 家选手一较长短,因此杨传广的优异表现不仅是中国人的体育成就,也让亚洲人引以为荣。杨 传广为台东阿美族青年,二十岁那年以跳高和跳远两个项目入选亚运会,不过在集训期间,他 于铅球、铁饼、标枪等项目都表现得相当有潜力,于是总教练张焕龙决定让杨传广改报十项运 动。这时离马尼拉亚运会开幕仅剩下三个星期,杨传广赶紧恶补撑杆跳与一千五百米长跑。结 果,杨传广一鸣惊人,在1954年的亚运会上,以五千四百五十四分夺得十项运动冠军。这项 成绩极大地振奋了台湾体坛,也唤醒了选手们的竞争意识。1956年,杨传广在墨尔本奥运会 中以总分六千五百二十一名列第八,在世界性的比赛中初露头角。1958年东京亚运会时,杨 传广再以七千一百零一分夺得冠军。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3 杨传广、纪政传奇(2)-(图)
在罗马奥运十项全能比赛中表现杰出的杨传广 随后,杨传广到美国接受专业训练,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受训,与美国选手琼森同为名教练德瑞克的弟子。在美国期间,杨传广的体能和技巧逐渐达到巅峰,从1958年到1960年, 他在全美十项运动比赛中,成绩突飞猛进,连拿第一名。在罗马奥运会中,杨传广与美国的干 贝尔、琼森、苏联的库兹涅佐夫、德国的劳尔、芬兰的拉森尼斯等世界一流选手同台竞技。原 先国际体坛并没有特别看好他,台湾代表队也只将杨传广进入前六名列为主要目标,没想到他 竟夺下了中国人在奥运会的首面银牌,成为世界级的体育明星。 罗马奥运之后,杨传广继续扬威世界田径场,并于1963年4月29日在美国的一场比赛中 以总分九千一百二十一打破世界纪录。不过来年,1964年在东京奥运会上,被赋予极高期望 的杨传广表现并不理想,仅以七千六百五十分拿到第五名。此时杨传广已三十五岁,在无比的 荣耀中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3 杨传广、纪政传奇(3)-(图)
纪政在台湾参加比赛时,就已展现了“飞跃的羚羊”的田径天分 另一位闪耀的体坛巨星纪政的传奇与杨传广大抵同时。事实上,她的名字与杨传广经常是 并列的,成长的背景也有相似之处,只是纪政的童年更为穷困坎坷。她的父亲原本是在骑楼下 修理皮鞋,后来改做卖肉丸的流动摊贩。由于家境极为贫困,纪政三岁半时即被送给人家当养 女,后来被要回来再送另外一家。由于第二个养母常常打她,所以纪政常常跑回家来。最后 父亲于心不忍,还是把她要了回来。上学以后,纪政发现自己很会跑步,几乎每次赛跑都 拿第一名。小学时候跑第一名可以得到铅笔和笔记本等奖品,这对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有的 女孩来说,有着极大的满足感。 十六岁那年,纪政获得中上运动会初中女子组跳高第一名,同时获选为参加罗马奥运会的 选手。这一年也是杨传广在世界体坛大放异彩的辉煌时刻,纪政这时还只是一个羞怯的小女 孩,一个奥运会的见习生。不过曾大力培植杨传广并有“中国田径之父”称誉的关颂声先生, 却已看出纪政的体育天赋,对纪政特别关照和支持,并有送纪政到美国受训的计划,可惜不久 关颂声的过世使这项构想搁浅。虽然如此,1962年美国国务院派遣教练瑞尔(Vincent Reel)到台湾协助训练选手,瑞尔看了台湾的选手后,认为纪政是可造之材,于是写信给“教育部”, 建议让纪政到美国接受专业训练。来年,“教育部”接受此项建议,提供纪政全额奖学金到加 州受训。此后五年纪政在美国度过,参加各项比赛,充分地发挥潜力。 1968年后,纪政的体育生涯步入巅峰。这一年她在墨西哥奥运会中,赢得八十米低栏的 铜牌。1969年她在欧洲和日本的各项比赛中连赢二十三场。1970年,纪政连创五项世界纪录, 包括一百码短跑十秒、一百米十一秒、二百米二十二秒四、二百二十码二十二秒六以及一百尺 低栏十二秒八。其中一百米和二百米的纪录后来十余年无人能破,在亚洲更无人望其项背。美 联社和美国《妇女田径世界杂志》选她为“当年世界的大体育家”,各种特殊的封号如“飞跃 的羚羊”、“亚洲女铁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人”、“黄色的闪电”等纷纷而来。然而也就在 这一年的曼谷亚运会上,处于巅峰状态的纪政在四百米比赛中却不慎跌伤足踝,当场痛苦不 已,只好退出比赛。这一跤实际上也为纪政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句号,而此时纪政才二十六岁, 殊为可惜。 杨传广与纪政两人的体育巅峰恰好分别在1960年和1970年,横跨十年,在媒体接连的报 道、民众热情的献花、家乡亲友的簇拥中,这段黄金岁月无疑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热情与欣 悦。这是一段共同奋斗的日子,也成为他们两人人生的主要意义,以至于他们在美国生活多年 之后,最后还是决定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土地。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3 杨传广、纪政传奇(4)-(图)
为了替“一人一元运动”筹募经费,纪政亲自为夏台凤义卖照片 1968年,杨传广返台时,发起了“一人一元运动”,希望人人献出一分心力,兴建现代化 的体育馆,培植优秀的体育人才,建立全民体育的观念。虽然这项捐款活动最后并没有达成预 定的目标,但却由此唤起了民众支持体育的热情。从运动生涯中退役的杨传广虽然经常由美国 返台协助指导体育的发展,但他本人在美国的事业却遭遇了诸多阻力,他曾拍过电影、电视, 并且经商,但毕竟放不下曾带给他无比荣誉的体育运动。1981年,杨传广举家返台,出任左营训练中心总监,并在1983年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当选平地山胞“立委”。 至于纪政,1970年在家人的反对下嫁给了大她三十岁的教练瑞尔,尽管有瑞尔的全心 照料调养,但纪政的腿伤仍无法完全康复。而远嫁异乡的现实问题却逐一浮现,无法忘情 田径的纪政在怀孕期间甚至还返台协助处理田径比赛的相关事宜。1977年,纪政与瑞尔离 异后回到台湾,出任田径协会总干事,同时担任了两任“立委”。 1980年代以后,杨传广与纪政均曾为台湾的体坛贡献心力,协助发掘和训练有潜力的选 手,并创造一个有利的体育环境,这些努力确曾带来新的气象,不过因为台湾社会价值的改 变,愿意为体育奉献而甘愿牺牲享受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少,二十余年来台湾的田径成绩可说乏 善可陈。也因为如此,杨传广和纪政的辉煌成绩才弥足珍贵,令人追念不已。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3 “梁祝”旋风(1)-(图)
《梁祝》使黄梅调电影一时蔚为风潮,图为《七仙女》剧照 说起1960年代台湾的流行文化,黄梅调自然是独占鳌头,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 引领风骚的凌波则是其中的超级偶像。1963年10月30日,“梁兄哥”凌波小姐应邀来台,掀 起了空前热潮,台北估计有十五万的影迷沿途争睹她的风采。 《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片在台湾上映后,光台北一地,票房就超过了八百五十万元,打破 了以往中、西、日片的所有卖座纪录。不足百万人口的台北市竟有近六十万人次买了门票进戏 院观赏。此片能够如此卖座,不仅由于观赏的人数众多,也由于许多人连看数遍,从五遍到三 十遍者皆有。此外,黄梅调歌声从电台、唱片到各种模仿者的歌声,充塞着台湾的街道,形成 前所未有的流行文化奇观。这种空前的盛况,至今仍为老一代的影迷所津津乐道。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由中国民间传说改编而成。梁山伯是东晋时代一位朴实的书生,祝 英台则是富裕人家的女儿。英台求知心切,想像一般男子一样读书学习,却因是女儿身而难以 如愿。后来英台假扮男子,与山伯在负笈途中相遇,此后结为知己。几载同窗后,山伯与英台 各自返家,英台向山伯暗示自己其实是女儿身,而且以身相许,不过山伯未解其意。等到意会 过来,要到英台家提亲,不料英台的父亲却因门第之见强烈反对,不仅要拆散这段良缘,而且 坚持把英台嫁给马文才。故事的结局凄美无比,山伯病倒不起,下葬时,正巧英台的花轿抬往 马家,行经郊野,朔风乍起,天色昏暗,英台破轿而出,冲向山伯的墓,哭坟之声惊天动地。 倏尔,人们但见山伯与英台已化成两只蝴蝶,翩翩飞舞,黄泉路上,终结连理。 《梁祝》是传统中国戏曲,导演李翰祥邀集一些文人改编为适合电影的形式,由凌波反串 梁山伯,乐蒂饰演祝英台。因剧情流畅,曲乐优美,导演、演员表现俱佳,无意间掀起了流行 文化的热潮,而且令人意外的,这股热潮流并非引自西方的摩登音乐,而是传统的中国戏曲, 这种特殊的人文景象引发了许多讨论。中国戏曲的权威学者俞大钢认为,《梁》片的成功是由 于该片将中国传统的歌舞剧以新的形态表现。著名政治学教授萨孟武也公开写文章对《梁祝》 大加赞赏,萨孟武说他自己看了七遍,还拉了几个教授去捧场。他 说:“看过此片,此后中外任何电影,恐怕都不够标准了。什么 《飘》,什么《十诫》,什么《暴君焚城录》,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 只有本片可以再看,甚至三看四看。外国电影描写男欢女爱,不 过拥抱接吻,此种作风不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我们中国人乃爱 在心头。愁呢?略现眉心,不肯暴露出来。”他后来又解释说,“我 为什么写那篇文章呢?因为有一部分人对《梁祝》电影极尽诋毁 之能事,甚至骂及观众,斥为程度低级,我不会写那样的文章。”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3 “梁祝”旋风(2)-(图)
由李翰祥导演、江青担任女主角的《西施》,由勾践复国的历史故事改编而成,场面相当浩大 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性析辩,一般百姓对《梁祝》的疯 狂程度则是更直接而不留余地的。凌波访台所过之处皆是人山人 海,她在台北登台献唱《梁祝》的“楼台会”,用男声和女声交互 唱出,用女声唱英台的“我为你泪盈盈,终宵痛苦到天明”,接着 再用男声唱山伯的“我为你汗淋淋,匆匆赶路未曾停”,唱得荡气 回肠。许多女观众被她唱得泪流满面,几乎无法散场。此外,同 一天由“新闻局”举办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中,《梁祝》获最佳剧情 片,李翰祥获得最佳导演,乐蒂获得最佳女主角,凌波因为反串角色无法提名为“最佳男主 角”,所以特颁“最佳演员特别奖”。 在台湾停留三天后,凌波带着宝岛影迷的盛情离去。她在书面致词中说:“时间虽然短, 但是祖国特有的温情,我却深深体会到了。有句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 做一个中国人,实在是有福。” 作为超级偶像,凌波的一切自然都引起影迷的高度兴趣。她的身世就如同她所演的戏一样,充满了坎坷。凌波早年被送给人家当养女,亲生父母不明。凌波从小在厦门长大,后来搬 到香港。由于家境贫困,凌波只读了小学后便去演戏,演过话剧,拍过粤语片和厦语片。十七 岁那年,她嫁给了菲律宾富商施维雄,生了一个儿子。但不久双方离异,凌波似乎重演了上一 代的悲剧,在自己年纪尚轻无力承担抚养责任的情况下,将儿子施永辉送给人家做养子。 在凌波因《梁祝》而大红大紫后,这段婚姻经历似乎成了禁忌的话题。不过后来在凌波嫁 给忠厚憨直的金汉后,这段人生遭遇便公之于世。在夫婿的理解下,凌波打了几场官司,要回 了自己的儿子,并与金汉再生了两个儿子,家庭生活十分幸福。 当年凌波掀起的这股《梁祝》热潮具有十分特殊的社会意义。因为这一年刚好是蒋介石积 极准备军事反攻大陆的一年,社会上备战气氛浓厚,领袖的“训示”被反复地倡导,而凌波作 为1949年国民党迁台以来民间首位超级偶像,其受欢迎的程度,在民众间的影响甚至超过了 政治领袖,与当时的社会氛围形成某种格格不入的奇特现象。事实上,这正意味着,台湾经济 发展经过十余年的累积,已获得初步的成果,大众娱乐的需求开始出现,物质成长正催生新的 社会精神,要求一种更宽松、更自我、更娱乐而非教条的生活方式。黄梅调正是这股大众文化 浪潮的第一波,除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外,《七仙女》、《江山美人》等曲调歌声皆流行了 十年以上的岁月,在电视节目、社团或学校的文娱活动中不断被反复演唱。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麦克阿瑟公路通车(1)-(图)
车队缓缓驶过麦克阿瑟公路,见证了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诞生 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麦克阿瑟公路于1964年5月2日举行通车典礼,由“省主席” 黄杰主持剪彩,观礼者有三千多人。 黄杰表示,这条公路是在美援的协助下完成,它使基隆与台北间的公路交通更加便捷,并 有助于本省的繁荣。他又说:“我们将这条公路命名为‘麦克阿瑟公路’以表达我们对美国和 麦帅的谢意与敬意。”“交通部部长”沈怡在致词时也说,麦帅是中国和亚洲的友人,他于4月 5日访美时,在华盛顿适逢麦帅去世,4月8日离开华盛顿时曾参加麦帅的葬仪,回到台湾之 后,又逢麦帅公路通车典礼,他为新路的命名感到高兴。 至于美国方面,由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高立夫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驻台美援公署署长 白慎士出席通车典礼。高立夫表示:“这一条新建的公路将为中美两大民族间持久友谊的一个 永恒象征,它并将使我们怀念麦帅在他长期经历中所表现的品格:勇敢、坚定、忠诚以及永不 动摇为自由献身的意志。” 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运用美国的援助兴建而成,同时又以美国著名将领命名,成了台湾战 后经济史的缩影。这条公路尽管日后出现许多问题,但它曾让台湾社会引以为自豪,看作是台 湾步入现代化的象征。“麦帅公路”曾是课堂上老师对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麦帅公路”原称北基新路,于1962年5月开工兴建,目的在于纾解从台北到基隆之间壅 塞的交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竞相兴建高速公路,尤其美国的四线道、六线 道、八线道极为普遍,既便捷又美观,因此公路局决定将北基新路兴建成现代化公路。这条公 路起于台北市南京东路羽毛球馆附近,跨越基隆河沿北岸山麓,经五分、南港、汐止、北五 堵、七堵,与基隆市孝仁路相接,全长二十三公里多。全线工费新台币两亿余元,美援占一 半,其余为省款。通车以后,台北到基隆只需二十分钟车程。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麦克阿瑟公路通车(2)-(图)
各地的来宾和民众参加了麦克阿瑟公路通车典礼 公路建成后,一些新闻报道指出,这条公路的所有设计全由台湾工程师承担,全部以机械施工,工程质量已达国际标准。不过另外也有一些报道直率地指出,这条公路离国际标准的高 速公路相去甚远,公路的管理和民众的教育工作严重不足,存在许多隐忧。《征信新闻报》记 者陆珍年的一篇报道指出许多细节上的问题,她写道:“虽然立体交叉、弯度、坡度都合于国 际标准,但是双线道却不合标准。合于国际标准的快速公路应该是四线道,在公路上行驶的汽 车也都是以时速一百公里为标准的。如果有一辆车子以时速四十公里行驶,你可以从另一条车 道超车,但是双线道不能超车。假如你在路上遇到一部开得像牛一样慢的车子,你必须跟在它 后面牛步而行。”“至于行人禁止在麦帅公路上行走这个问题,几天以来报上说破了嘴,但是昨天在通车典礼的回程路上,就看到乡民十余人扶老携幼,朝基隆方向而 行。我们曾强调斑马线权威,但是在惨案未发生前对‘快车道权’也需要 同样的强调,斑马线权威是以行人的血激荡出来的,希望快车道权威不是 如此。” 报道还说:“记者昨天乘一部小轿车曾请司机以一百公里的速度行 驶,适逢对面一部小轿车也以同样速度驶来,两车相错耳边只听‘嗖’一 声,车内人连呼‘过瘾’。但是我也不难想像,假如因为超车而迎头撞上 这部车子的话,其车祸的惨状必也相当‘过瘾’。”这篇观察细心的报道不 幸预言了通车以后的一连串问题。通车之后的第三天,即有机车骑士硬闯 收费站,冲上麦帅公路过飞车瘾,还告诉管理人员:“这条路完工以后,我 还没走过一次,我非得走一趟不可!”还有沿路的一些乡民为了自己方 便,自行剪断铁网穿过公路,此时麦帅公路管理站也发现他们只有六名警 察,以常常出故障的四辆老爷机车作为巡逻之用。此外他们没有拖吊车、 救护车或无线电通讯设备。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麦克阿瑟公路通车(3)-(图)
新完成的麦克阿瑟公路连接台北、基隆两地的交通,给民众带来了莫大的便利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麦克阿瑟公路通车(4)-(图)
施工中的麦克阿瑟公路高架工程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麦克阿瑟公路通车(5)-(图)
麦克阿瑟公路通车,车队正通过中兴隧道 麦帅公路工程处处长方恩绪也坦承,这条路实际上是赶出来的。他说日本人在建筑这种现代化快速公路时,都是在兴建的时候,先将可能坍方 的山丘移去或者筑墙阻挡,但台湾因为经费不足,无法面面俱到,只有暂 时先将路开好通车。方恩绪又说,在外国,凡做一项大的工程,都有事先充分的准备,同时,他们的工具比较完善,如探测地质与地层的组织情形,外国是用爆炸法, 利用爆炸的震力,用仪器记录地层组织情况,又快又准,台湾此刻仍用钻探法,在时间上、 准确上都不如外国。同时,我们一旦确定某一工程要建,是马上要动工,因此在准备上都 不如外国。 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麦帅公路虽然是建设上的一大成就,但建设过程也带着求功心切的 急迫,在经费条件不足、准备不充裕之下,兴建出来的公路必然暴露许多问题。两线道的公路 中间没有护栏或区隔,却容许车辆以近一百公里的速度行驶,如此几乎是注定车祸惨剧不断。 同年6月,行驶麦帅公路的金马号就曾经发生两次互接事件,随后的两年间车祸统计竟高达五 十一次,伤亡二百七十三人,公路路面也变得满目疮痍,只好分段翻新。 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强、工程技术的提高,麦帅公路的质量亦逐年修补改 善,车祸事件开始得到控制。1979年,真正符合国际标准的南北中山高速公路通车,麦帅公 路功能逐渐不再为人提及。接着中山高速公路再延长至基隆,等到十八标工程以及北二高等大 台北地区的公路网完成后,麦帅公路的功能已完全被取代,成为一条普通的公路。 尽管麦帅公路已褪去昔日的光彩,但这条公路的存在意义,不论是正面或是负面的,都是 台湾重要的时代记忆。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对山东半岛的突击行动(1)-(图)
突击队员在进行攀岩训练 在国民党迁台初期,两岸军事冲突持续不断。1964年6月11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 新闻标题是《奇袭山东半岛成功,伤毙匪军三十余人》,同时还刊有一张在奇袭行动中丧生的 李秉铭的遗照。 在全岛瞩目下,李秉铭的公祭获颁蒋介石所书“成功成仁”挽额。公祭当天,前往极乐殡 仪馆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一般团体之外,“五院”和所属“部会”多达六十几个单位,各级 首长皆前往上香致敬。这次突击行动一共十六人参加,李秉铭获立铜像,蒋介石亲自召见其余 的十五人,向他们颁发了勋章、奖状和奖金。 1955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与苏联、中国之间的对立逐渐冷却,彼此间大规模 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加上解放军在近海作战的机动性增加,国民党军在东山岛战役中 损失惨重,国民党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无论在国际条件或登陆作战的优势上,都出现走下坡 的趋势,如何重新推动“反攻”的事业,成为政治、军事首长面临的新课题。此时,“国防部 情报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以明代的倭寇为例,同时又举后来的郑成功父子在海上建立堡垒挥 军大陆的史实,说明沿海武装骚扰行动可以对大陆造成重大威胁。“情报局长”毛人凤接受此 议,向蒋介石正式报告武装人员突击大陆的计划,获蒋批准。 层峰意向清楚之后,“情报局”开始在社会各阶层招兵买马,同时在日本神户设立了一个 据点,借国际转运港接触大陆船员,搜集有关大陆沿海港口的情报。不过这一年10月,毛人 凤过世,新任“情报局长”张炎元对此不甚热衷,以致该计划被搁置了五年。一直到1960年 叶翔之接任“情报局长”之后,方又启动该计划,延聘技术专才,成立了船艇技术研发部门, 再由“海军总部情报署”调来擅长水中爆破、曾任蛙人大队队长的刘醒华担任海上突击队总教 官,积极展开组训工作。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对山东半岛的突击行动(2)-(图)
突击队员进行近身搏斗训练 一切就绪后,海上突击行动随即展开。突击范围北至山东莱阳,南至广东阳江。随着突击的频率增加、范围扩大,中国大陆反击也变得强烈积极,沿海解放军与民兵均夜间轮流巡视, 出海渔船受到严格控管,并力求将国民党的海上突击队歼灭在海上或沿岸。 大陆方面的高度警惕,自然使得海上突击行动困难重重。1962年11月底,三十余名武装 突击人员丧生于广东台山外海,无一生还。虽然如此,国民党军仍未放弃突击行动。到1964 年,海上突击行动达至高峰,其中“海虎项目”与“立功项目”并一度得手。“海虎”是“情 报局”第一次奇袭山东的长程远征计划书的代号,其登陆地点选在山东省荣成县龙山前。“情 报局”从野战部队挑选了十六人,组成“山东省反共救国军”,先到韩国,再由韩国出海,于 6月1日晚上8点左右抵达龙山前海域。尽管那天刮着大风,浪很大,但是十六人仍分乘两艘 突击快艇向目标区挺进。任务中担任副队长的于东岱,年已五十六岁,离开部队也已二十年, 只因他是山东荣成人,又被临阵征召回来。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对山东半岛的突击行动(3)-(图)
未来的影 凌晨2点,突击队两路人马分别上了岸。于东岱这一队走了不到二十米就被哨兵发现,双 方遂交火。大约同时,另一支队伍趁乱潜入了营房,搬走了档案柜。本来他们想乔装渔民离去,但因另一边已经打得很激烈,于是他们只好拿出卡宾枪加入战斗。经过一番周旋后,两组 人马分别登上小艇,奋力驶回母船。其中于东岱那条船上的八个人几经波折后,总算找到了母 船。另外载着李秉铭和刘翰德等人的小艇却不见踪影。 原来,他们的小艇发生了机器故障,在风雨交加中迷航,只好在黄海中随波逐流。为了不 让小艇漂回大陆,他们把青布条绑在桨上,树在船头,作为风向标,同时以手脚划船;在饥寒 交迫之中,他们甚至饮尿解渴,历经四昼夜,直到6月6日才在全州岛上被一艘韩国渔船救起。 此时,李秉铭已经死亡,刘翰德则被送到医院开刀急救,取出子弹。为了让死者入土为安,李 秉铭的尸体原打算在韩国火化,刘翰德却坚持带他回来,因为两人都只身由大陆来台,兄弟一 场,他不忍独留李的尸骨成为异乡孤魂。他们和第一组的八人先乘渔船返回台湾,第二组剩下 的六个人随后搭机返台。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对山东半岛的突击行动(4)-(图)
突击队员的近海机枪炮艇,艇头画上鲨鱼的图样,以展现其“勇猛作战”的精神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4 对山东半岛的突击行动(5)-(图)
谷正纲(中穿西装者)率各界迎接突击山东半岛归来的突击队员 1965年7、8月,国民党军进行“田单作战”的蓬莱一号、蓬莱二号计划,由两栖特种部 队取代所谓“反共救国军”,秘密突击大陆。海军则出动“剑门”与“章江”两艘军舰担任护送工作。8月5日清晨6点,这两艘军舰尚未穿过海峡中线,即被解放军雷达截获,结果被解 放军的快速炮艇和鱼雷艇重重包围。在激战四个小时后,“剑门”和“章江”皆被击沉,官兵 三百余人阵亡。在这场著名的“八一六”海战中,国民党军大败,其“海军总司令”刘广凯引 咎辞职,蒋介石的“反攻”计划遭致重大挫折。 多次失利之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人开始质疑突袭大陆沿海的可行性。1970年代初,蒋 介石年老体衰,很少视事,蒋经国掌握军政大权,其政策也由“反攻大陆”转变为建设台湾。 那些曾风光一时的担负突击使命的船艇,则被弃置在澎湖渔岛,经风吹日晒之后,终成一堆破 铜烂铁。 1975年,中国大陆宣布释放一批“美蒋特务”,共有五十六名前“反共救国军”人员被送 到香港。1980年代以后,两岸环境出现巨大变化,许多被俘人员陆续回到台湾。此外,曾任 “海虎行动”副队长的于东岱于1990年返回山东老家探亲,当地县政府还派车接他到公安局做 客。至于曾任海上突击队总教官的刘醒华则于1995年首度回南京扫墓,在大陆期间,处处被 奉为上宾,不失为“劫波度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又一段佳话。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5 林丝缎人体摄影展(1)-(图)
草丛中的林丝缎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1965年元月,当了九年人体模特儿的林丝缎举办了人体摄影展览。尽管这项活动在 保守的台湾社会中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但借此总结模特儿生涯的林丝缎却说:“我不再做模特 儿,是因为我已对它厌烦到极点。” 林丝缎是中日混血儿,在九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台湾光复后,林丝缎的日本父亲因外 祖母的成见回了日本,丝缎从母姓称卓丝缎,至于林丝缎是后来雕塑家杨英风叫出的名字。由 于家贫,丝缎国校毕业后就跟那个时代的女孩们一样到工厂做工,也由于嬉戏于郊野的童年, 丝缎拥有一副健美的身材以及黝黑光滑的皮肤。 1956年,画家江明德注意到隔邻而居的林丝缎身材健美姣好,开始游说她担任人体模特 儿。那年丝缎年方十六岁,基于家庭经济因素以及年轻女孩的率真勇气,她开始尝试这份工 作。第一次当人体模特儿显然是极为复杂的感受,她在五六位画家――一些素不相识的男人面 前,展示身体。那些画家在作画前后,都曾给她鼓励和安慰。但无论他们如何和善,他们终究 是穿了衣服,而她却是赤身裸体,卑怯而孤独。那天,她回到家,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一个 人思索那可怕的经验,后来她回忆说:“如果我能够跟大家一样到学校接受教育,我一定不会硬 起头皮做这种明知容易被卑视的工作。” 做过几次模特儿后,丝缎开始到师范大学艺术系服务,成为台湾第一位专业的人体模特 儿。她必须学习展现各种姿势,走出画室还要以冷漠坚定的眼神回敬那些好奇、有色以及不敬 的目光。这样的毅力和耐性并不是“为艺术牺牲”等豪言壮语所能支撑的,毕竟是身处十分保 守的社会、十分保守的年代,那时连女孩外出与男友约会都要带着自己的弟妹,裙子短于膝盖 就被当成卖身女子,何况是裸着身子的模特儿!要获得社会的敬意,必然要历经痛苦的观念冲 撞。这样的冲撞实际上就是丝缎九年模特儿生涯的主要精神内容,她招致了批评与讥讽,也获 得了鼓励和赞赏。或许对一位孤军作战的年轻女孩来说,这样的担子实在是太沉重了。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5 林丝缎人体摄影展(2)-(图)
林丝缎在山谷间留下美丽的身影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5 林丝缎人体摄影展(3)-(图)
人体优美的线条是艺术的极致,却也是保守社会的禁忌,林丝缎则勇于挑战这项禁忌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5 林丝缎人体摄影展(4)-(图)
林丝缎担任人体模特儿,无意间成了艺术的先锋,改写了台湾的美术史
第一部分:胡适在台北逝世1965 林丝缎人体摄影展(5)-(图)
林丝缎放弃人体模特儿生涯后,开始投入舞蹈工作 在师大担任模特儿期间,丝缎也曾自设画室,供画家作画,同时也接受摄影家的邀请,作 人体摄影。此外,丝缎也利用闲暇时间练习舞蹈,准备开拓新的生涯。1961年,林丝缎首度 在台北举行人物美展,轰动一时。由于人体模特儿原本只在艺术圈内工作,一旦举行美展,等于将自己公之于社会,使得大众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存在,也知道了林丝缎这个名字。林丝缎表 示:“我不知如何才能将这种不能获社会体谅,又不伤大雅的工作告知亲友。由于我始终瞒着亲 友,以致生活习惯、思想行为都极端矛盾。然而,愈是苦恼,脾气愈易冲动,愈不被谅解,情 感愈被压抑,愈是秘密从事人体模特儿工作。”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7 “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图)
新加坡艺人组成的本土合唱团,充分反映南洋阿哥哥的风味 大翻领衬衫、宽管喇叭裤、扭腰摆臀,这些似乎已成了“阿哥哥舞”的典型标记。这是 1960年代席卷全球的流行风潮,不仅是流行,也带着时代革命的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60年代,世界又经历了一大转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无论在意识形态或实际军事的冲突上均达到白热化,双方均宣 称代表人类的终极价值。前者凸显的是“自由”,将社会主义制度形容成极权独裁的社会,后 者揭橥的是“平等”,将资本主义描绘成利用、压迫以及充满种族歧视的体系,主张以革命的 方式达到人类的平等与幸福。 双方在各自领域上均出现逆反现象,例如,波兰、捷克人民反抗苏联的占领,古巴人支持 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从而驱逐了美国的大公司,非洲的安哥拉爆发革命,至于亚洲南部的革命 更是如燎原之火,而1966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这一狂热号召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被许多毛派团体的领导人包括著名古巴 革命领袖格瓦拉在内,奉为圭臬。 至于美国本土,自由派的思潮汹涌澎湃。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动人的演说震撼 了世人,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关于种族平等的法案。美军介入越南战争出现大量死伤,惨状透过 电视画面传到美国家庭的客厅,造成前所未有的震撼。即将被派至遥远东方作战的年轻人及家 属群起抗议,知识分子也开始质疑保守主义思想和行为所带来的战争祸害。自由主义高涨,越 战的反思就顺势带来了性解放、女权观念与追求摆脱世俗的嬉皮风潮,他们反对战争,唾弃资 本主义的一切象征事物,挑战基督教保守道德的约束,追求自由自在的原始生活,蓄长发、着 长袍、终日歌舞、食迷幻药、居无定所,过着流浪的生活。总之,1960年代是一个理想与狂 乱交织一片的时代,它的特征就是不断地叛逆,不断地提出问题以及不断地追寻答案。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7 “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2)-(图)
阿哥哥舞时代的香港艺人,受到美国风潮影响,并进一步吹到台湾,使港台流行风连成一片 阿哥哥舞(A-gogo Dance)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它最先由猫王(Elvis Presley)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掀起,并由一系列的男女偶像歌手发扬光大。它的出现如在平静湖水中投 下一块巨石,激起四溅的水花,壮观异常。阿哥哥风的偶像一律梳着爆炸头或飞机头,穿着喇 叭裤,抱着吉他,唱着快节奏的歌曲,臀部剧烈扭动,唱到兴奋处或全场奔跑,或倒地狂叫, 皆能激起台下观众如痴如醉的反应。在保守的1950年代,这种充满性暗示与亢奋的音乐和舞 姿自然是离经叛道,难登大雅之堂。到了1960年代,离经叛道却成为时尚,阿哥哥音乐和舞蹈迅速席卷美国,并随着美国在世界的影响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7 “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3)-(图)
歌星包娜娜(右)、包妮妮妹妹正准备登机飞往东南亚演出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7 “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4)-(图)
日本华裔少女歌星翁倩玉(左)来台访问,成为台湾和日本的偶像少年明星 在亚洲,作为美国主要“反共盟友”的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等地,迅速领受到这股流行 风,年轻人很快地喜欢上阿哥哥舞。在台湾,新一代的歌手在餐厅里模仿美国阿哥哥偶像的曲 调,青年男女借用简单的家庭客厅作舞场,在昏黄的灯光中播放阿哥哥的唱片,成双作对地扭 腰摆臀,让青春的热情尽情奔放。尽管如此,受“反共教育宣传”与信息封闭的影响,台湾青 年并不知道阿哥哥舞与美国社会中的叛逆倾向有关,更无从意识到当代的流行风受到全球左派 思潮的牵动,而后者正是当局所避之不及的。 可见,阿哥哥风进入台湾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消费与娱乐。虽然每年台湾都有大量的大学 毕业生赴美留学,但他们多半是清寒学生,在美国打工念书,省吃俭用,与美国主流社会相去 甚远,更无力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引介者。因此,美国流行文化进入台湾多半与美军的驻扎有 关。美军眷属享有美国的生活方式,带来美国的唱片、杂志、家电用品,并流入了本地市场。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7 “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5)
此外,第七舰队长年巡弋西太平洋,官兵们登陆度假,创造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为了供应了美 军官兵的消费需要,特定的餐厅、酒吧、商店准备了大量最新流行的商品,本地歌手自然也以 英文原版的阿哥哥歌曲来娱宾,因此美军官兵成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者,在本地区的主要港 埠如东京、釜山、香港、基隆、马尼拉、新加坡等地,均盛行着这种“第七舰队文化”。 对于台湾而言,1960年代的思潮近乎一片空白,倒是阿哥哥舞成为某种青春的回忆。到 了1990年代又转变为怀旧的象征,尤其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在其作品中把阿哥哥舞经时代沉 淀后的余绪,极为生动地描绘出来,甚至勾起世纪末青年莫名的感伤。2000年《北京青年报》 一篇署名“半支”的年轻人写道:“关于60年代,我们的记忆是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氢弹爆炸和 红卫兵的战斗。在王家卫的电影那里却是听到猫王、喝可乐、跳阿哥哥舞、梳飞机头……完全 陌生的怀旧的花样年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怀旧,也许我们怀的并不是那遥远的日本的香港的 旧,而是正在逝去的青春,那像沙一样的从指缝间悄悄流走的岁月,让人无限惆怅。”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8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1)-(图)
为迎接联考,学生们课间仍在学习 台湾省与台北市于1968年9月9日早上9点分别举行第一届“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 礼,台湾省的典礼在台中体育馆举行。从此,台湾四百六十七所“国民中学”的师生正式走入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的第一年。 这是台湾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刻。尽管新制所需经费庞大,筹备时间短促,但在当局与民间 齐心协力之下,终得贯彻实施。《中国时报》社论说:“这次‘九年国民教育’之实施,就国家 财力说,三年预算多达三十六亿元,自然相当吃力。就筹备时间说,最初决策到完成,时间不 过短短一年,也实在相当匆促,因此,为了经费筹措,政府不仅动用了中美基金,而且开征了 教育捐和增加若干捐税。这些日子物价的波动,不能说与此无关。又为了如期开学,四六七所 ‘国民中学’的六千多间教室,昼夜开工,不仅忙坏了主其事的省市政府,而且由于建筑材料 和营造工人的不敷调度,也大大影响了原定预算和原定标准,如今这两大困难总算大致克服 了,这证明任何大事,只须吾信其可行,就必然有成功之一日。然而,政府与人民为此所付出 的精神与财力,无疑是至巨且大的!” 1967年6月27日,蒋介石于“国父纪念周”上指示,应将“国民教育”由六年延长为九 年。随后,蒋介石先后召见“省主席”黄杰、“教育部长”阎振兴、台北市长高玉树,指示课 程、教材及有关法令等要从速修订,师资储训、校地、教室亦应从速筹划。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8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2)-(图)
未来的影 由于这项决定来自层峰,所以有关规划的推动和进展十分迅速,虽然如此,因事关重大, 仍引起诸多讨论。此时一般西方国家,多已实施起十一年的义务教育,不仅在启迪民智、提高 人口素质上有重大作用,实质上亦成为国家教育事业进步的基本准则。台湾“九年国民教育” 的迫切性不仅在于提高民众基本的教育训练,也在于“国民小学”的教育衍生了许多弊端。中 国人传统上重视教育,相信高等教育可以决定个人的发展前途,还可以光宗耀祖,这是古代传 统金榜题名观念的延伸。反映到现实里就是人人想上大学,于是小学生考中学,中学生考高 中,高中生考大学,一关接着一关。由于粥少僧多,层层的联考成了各方可以接受认同的制 度。而对于学生们来说,这种学习制度无疑极为残酷,考试仿佛成为学习的唯一目的,绝大部 分的家长自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小学升中学的第一关考验中即遭到淘汰。其结果就是,“国 小”儿童背负了过多的功课负担,过多的长辈期待。为了通过人生的第一大关,各校恶性补习 的现象十分普遍,十一二岁的学童每天下课还要留在学校补习,或者到老师家中补习。家境清 贫无力补习的学童学习竞争力可能受到影响,或受到歧视。以上种种现象皆是“国民教育”的 严重弊端,长期下去必将对下一代的成长造成深远的身心伤害,改变这种教育不良现象实际上 已成了台湾各界一致的看法。 然而这些问题却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主要原因仍在于台湾经济条件尚未成熟,台湾的“国 民平均收入”还不到一千美元。因此,“国民教育”由六年延长到九年所牵涉的教育投资问题, 虽然由高层亲自下令,但仍议论纷纷。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8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3)-(图)
台北市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庆祝大会暨“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 1967年12月30日,“省主席”黄杰、“教育厅长”潘振球接连巡视全省各县市筹备情形, 并就地解决所发生的问题。省方所主管的税收,就地价税、土地增值税、甲种车辆、田赋与营 业税中征收教育捐,县市政府的教育捐则附加在屠宰税、筵席税、娱乐税、房屋税等之内。尽为了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各地兴建许多“国民中学”。图为刚 刚完工的台北“介寿国中”,由于操场尚未建好,全校师生们在校门 口举行开学典礼。 管教育捐多附加于商业与娱乐业的税收项目上,避免由生产事业 加税,以免加重生产成本的负担而不利于台湾经济的竞争力。不 过因营业与消费税收的提高,物价也不免跟着上涨,而且教育投 资的增加对其他建设经费也难免有所挤占,这是“九年国教”在 经济和财政上的代价,但鉴于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事后证明这项 政策是具有远见的。 1968年1月6日,各县市“国民中学”校长初选甄试举行。26 日,全台“国民中学”新建校舍破土。3月16日,办理“国中”师 资登记,志愿任教之大专毕业生计八千三百余人。8月1日,全省 初级中学和“国民学校”正式更名为“国民中学”和“国民小学”。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初期,尽管也遇到诸多行政层面 的困扰,但它的实质作用仍然重大,尤其在让“国小教育”恢复正常方面效果显著。不过这项新的制度并未真正达致其美好初 衷,主要原因是升学主义作为教育问题的根源没有改变。“国中生”为了在高中联考中取得好 成绩,开始面对当年“国小”所遭遇的问题,恶补现象由“国小”移到“国中”;此外“国民 中学”也可被分为升学率高的和升学率低的学校,家长们竞相把孩子迁往升学率高的“国中” 学区。除“国民中学”的升学率有所区分外,同一所学校又进一步分为“好班”、“实验班”、 “前段班”以及“坏班”、“后段班”、“放牛班”等等,而划“后段班”、“放牛班”的学生们往 往衍生自暴自弃的心理。 尽管教育改革的工作需要不断地去完善,但“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不仅促成了台湾 教育的现代化,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更成为日后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动力之一。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8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4)-(图)
台北市第一届“国中生”在排队等候乘学生专车上学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9 金龙少棒扬威美国(1)-(图)
荣获第二十三届世界少年棒球赛冠军的“中华金龙少棒队”由美返台 1969年8月24日,台中金龙少棒代表队在美国威廉波特城(Williamaport)举行的世界 少棒冠军赛中,以5比0击败美西队,勇夺世界冠军。此刻在台湾,深夜坐在收音机前收听比 赛实况转播的球迷们无不欣喜若狂,大街小巷传出鞭炮声,如春节般喜气洋洋。隔天,人人都 津津乐道着这场比赛,报纸的特刊一出来,旋即被抢购一空。 对于长年积弱不振的中国人而言,“世界冠军”的头衔仿佛天上的星星,永远是可望而不 可即,现在却由一群打棒球的孩子们轻易地从天上摘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喜立刻转变为无 比的兴奋与骄傲。 1968年8月间,日本少棒明星队曾来台访问,并与本地省棒队举行友谊赛。由于日本棒 球水平高出台湾甚多,加上日本少棒队刚刚两度获得世界少棒冠军,因此台湾棒球界是以学习 观摩的心情迎接比赛的。这时台湾较出色的少棒有台东红叶和嘉义垂阳,其中红叶队球员都是 原住民子弟,一般原住民小学无力买棒球装备,儿童们平常多以石块代替棒球,以木棍代替球 棒做“棒球游戏”。加之学校苦于经费短缺,很少派球队到外县市参加比赛,使得球员的比赛 经验比较欠缺。此外,也由于从未派少棒球队出外比赛过,一般棒球界人士对于国际少棒的通 用规则和标准设备为何,亦不甚清楚。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9 金龙少棒扬威美国(2)-(图)
荣获第二十三届世界少年棒球赛冠军的“中华金龙少棒队”凯旋归来,乘坐吉普车在市区游行,大批民众热 情地夹道欢迎 但是,这次比赛的结果却令各方无比振奋。在连续三场的比赛中,红叶队在第二场以7比 0大胜日本少棒队。最后一场,“中华少棒明星队”以5比1击败日本少棒队,这场比赛的结果 打出了台湾少棒的信心,投手胡武汉和强打吴勇辉被热情的观众高高抬起,这一刻成了台湾棒 运史的难忘一幕。“中华少棒队”忽然发现自己竟能轻易地击败世界冠军,不仅本身感到意外, 连日本队都很吃惊,不过日本少棒队的团长吉仓利夫的解释是,国际通用的是硬式棒球,“中 华少棒”用的是软式棒球,日本少棒队打不惯软式棒球,所以输了。于是在台湾球迷的心中出 现一个大问号,到底硬式棒球和软式棒球有多大的差别?“红叶国校”校长胡荣礼笑说,“红叶国校”的学生每天都以石头当球,以树干为棒,作投打练习,即使硬式棒球比软式棒球来得 硬,但硬度总比不上石头。照此推想,将来红叶队打起硬式棒球来,会有更好的成绩。这个听 似戏言的推断,虽然不代表专业意见,随后却证实为正确无误。 一年后,以台中金龙少棒为主体的“中华少棒队”初试啼声,踏上世界少棒的征途。这支 队伍一行十九人,由棒协理事长谢国城领队,队中有强投陈智源、郭源治,强打陈弘丕、余宏 开、黄正一、林连良、李俊杰等人。经过集训之后,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国际少棒的比赛准 则,结果“中华少棒”不负众望,在日本五场比赛全胜,获得太平洋预赛冠军,取得远征美国 的资格。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9 金龙少棒扬威美国(3)-(图)
“中华金龙少棒队”在美国威廉波特比赛的场景 “中华少棒队”凯旋返台后,搭乘巴士在台北市区凯旋游行,受到市民热情的欢迎。太平 洋区预赛冠军这个头衔一下子唤起了全台民众的注意,为了让“中华少棒”能够顺利在美国比 赛,各界纷纷慷慨解囊,资助旅费。8月12日,小球员们量身定做西装,这是孩子们第一次 穿这么正式的衣服――美国地大物博,强手如云,去美国毕竟和去日本不同。8月12日,“教育部长”钟皎光为“中华队”授旗,“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勉励少棒队员将爱国家、守纪律、 有生气、肯上进的中国少年良好精神,带到国际去。8月15日,“中华队”抵达美国威廉波特 之后,先练习四天,正式比赛时第一场碰到的是加拿大队,结果顺利以5比0取胜。陈智源完 全封锁了加拿大队的打击。这一场比赛中出现一个小插曲。上届冠军的日本队虽然在太平洋区 预赛中输了球,但还是来威廉波特观摩,其中以译员身份随行的日本关西少棒联盟总干事山崎 五郎向大会提出抗议,说“中华少棒”所用的球棒“太粗”,不合规定。可见日本队对于遭到 “中华队”夺走风采一事,一直难以释怀。 接着第二场比赛,“中华队”以4比3击败美国北区俄亥俄州队,最后一场比赛,“中华队” 再以5比0击败美西队,登上冠军宝座。这场比赛中,许多台湾留学生开车赶到威廉波特球场, 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加油。陈智源再度发挥凌厉的投手威力,使美西队的打击无法越雷池一步, 比赛呈现一面倒的局面。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9 金龙少棒扬威美国(4)-(图)
不少热情的华侨到现场为“中华金龙少棒队”加油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9 金龙少棒扬威美国(5)-(图)
台湾与美国的少棒队球员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在闭幕典礼中,“中华队”队长代表致词,大会并颁赠一面冠军锦旗给“中华队”,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拿到有“世界冠军”的头衔的奖项。台湾社会为这场胜利疯狂成一片,各界欢欣鼓舞,准备盛大欢迎“中华队”的凯旋归来。 9月7日,“中华少棒”球员飞抵松山机场,早有成千上万的热情民众在机场外等候。小球员 们每人各乘一辆吉普车,绕行台北市区。此时台北万人空巷,人人争睹小英雄们的英姿风采。十多年来对推动棒球运动从不松懈的谢国城在接受访问时,勾勒出一幅美丽的蓝图。他说 在美国三周的停留中,他们参观了威廉波特、洋基、麦迪逊、道奇、巨人棒球场,在这些宽 广、舒适、标准的棒球场里,美国不知培养出多少杰出的棒球明星,也不知风靡了多少棒球 迷。他多年的夙愿就是在台湾盖一座可以容纳三万人左右的棒球场。此外,谢国城还在考虑, 小球员们升上“国中”以后,如何能继续练球,如何创造一个大环境,让打球的孩子有发展的 出路。 这些都是有关棒球运动长期发展的严肃课题,需要整个社会长期的付出。而在打赢球赛争 取荣誉的渴望中,社会大众显然是不吝付出的。这一个追求更好、建立民族自信心的梦想,在 “中华少棒”扬威威廉波特的那一刹那,无形中开启了棒球的一段黄金岁月。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9 金龙少棒扬威美国(6)-(图)
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华金龙少棒队”主力球员陈智源 (中)、郭源治(左)、余宏开捧着冠军杯,显得无比兴奋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69 金龙少棒扬威美国(7)-(图)
蒋介石夫妇于阳明山中山楼接见“中华金龙少棒队”全体队职员与纪政,一起合影留念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70 邓丽君崛起歌坛(1)-(图)
1970年,十七岁的少女歌星邓丽君第一次到香港演唱,同时还当选“白花油慈善皇 后”。这位外形甜美的可爱少女,借助更为广大的国外舞台,开创其广阔的演唱生涯。 在一般情况下,少女邓丽君可能只会像许多个年代起起伏伏的偶像歌星一样,不久就嫁作 商人妇,或为其他更新潮的少女歌星所取代。然而邓丽君却不同,她甜美的笑容、黄莺般轻柔 的歌声,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魅力稍减,反而由台湾传至香港,再到日本,1970年代末期又 进入中国大陆。邓丽君成了20世纪最受欢迎的华人歌星,她的名字已成了温柔、善良、甜美 以及无限怀念的代名词。 邓丽君从小就喜欢唱歌。她的父亲是荣民,家中有五个小孩,生活相当拮据。为了帮忙贴 补家计,邓丽君很小就到街头献艺。十一岁时,邓丽君参加“中华电台”的黄梅调歌唱比赛, 以《访英台》一曲获得优胜。后来邓丽君因为利用课外时间在夜总会担任专业歌手,为校方所 不准,邓丽君只好选择了休学,以继续自己的歌唱生涯。她的张姓老师后来回忆说:“我问她 父母亲的意见如何?她自己又如何打算?她说出于家庭经济因素,她需要那份工作,如果休学 的话就能安心地唱歌。很明显的,她是为了改善困苦的家境而牺牲自己。”邓丽君的情况在清 贫人家中并不孤立,尤其是女孩子为了补贴家用,很早就辍学出来工作,到工厂做工,替有钱 人家帮佣,或者到酒家、夜总会献艺。邓丽君很有可能会成为她们中的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社 会的底层度过。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70 邓丽君崛起歌坛(2)-(图)
十八岁的邓丽君前往东南亚演唱,风采焕发,笑容迷人 但是邓丽君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拥有非凡的歌艺。她年纪虽轻,却不断在各种歌唱比赛中获 奖。她可爱的笑容也很讨人喜欢,被誉为“天才少女歌手”,十五岁时就已灌了七八张唱片。 1969年,邓丽君主唱的《一见你就笑》,立刻风靡大街小巷,同时她还主唱了台湾第一部电视 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曲。这一年,她第一次踏出台湾,到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献唱。一旦迈出 这一步,邓丽君便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1973年,邓丽君以“香港最受欢迎的歌手”身份踏进日本,第二年她的《空港》便红遍东瀛,得到“1974年度大赏新人奖”,二十一岁的邓丽君 从此步入璀璨的歌唱生涯。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70 邓丽君崛起歌坛(3)-(图)
邓丽君(右)赴军中演唱,与官兵握手致意 日本作曲家古贺政男曾分析:“歌唱的天才,是积存于民族中间数十年的感情突然爆发 时所形成的喷火口。所以歌唱的天赋和本人的血统、遗传无关,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民 族沉默意志的表现。”这一段有关歌唱历史文化内涵的论断,如果加诸邓丽君的身上,再恰 当不过。邓丽君确实唱出战后中国人的感情,尤其那种追求平静甜美的直觉,正是经历战 乱流离的中国人共同的感受。邓丽君的《甜蜜蜜》、《小城故事》等歌曲正代表了这个时代 对和谐与真情的期待。 1970年代末期,邓丽君的歌曲传入中国大陆时,正好是“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刚从阶 级斗争的梦魇中苏醒过来,听到邓丽君甜美的《何日君再来》时,产生一种心灵上的震撼。然 而邓丽君自在悠然的歌声与刚强自律的革命歌曲一遭遇,即展开一场无形的较量。官方一度指责邓丽君的歌是“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下令禁止。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已厌倦了无 止尽的绷紧神经的说教,希望能过上更自然悠闲的生活,邓丽君的歌似乎满足了这种期盼。因 此在短短数年之间,即使在官方的禁令之下,她的歌仍风靡了全中国大陆。相对于邓小平的 “老邓”,邓丽君被大陆人民昵称为“小邓”。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气氛亦更为开放,邓丽君的歌不仅得以解禁,各大媒 体更开始大幅介绍邓丽君。1985年,《北京青年报》首度刊载了对邓丽君的专访,邓丽君告诉 大陆记者:“很想在大陆年轻朋友们面前高歌。”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70 邓丽君崛起歌坛(4)-(图)
邓丽君(右)在军中将领陪同下,自金门外岛眺望中国大陆
第二部分:“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1970 邓丽君崛起歌坛(5)-(图)
邓丽君(前)由于出身军人家庭,对军人有着浓厚的情感,经常从事“劳军活动”。图为邓丽君在中秋节前往 “劳军”时,换上军服,扮演起执勤哨兵的模样 1980年代中期,邓丽君的歌唱生涯达到巅峰,她连续数年获得日本有线电视大奖,各地 巡回演唱均造成轰动,不仅风靡台港、大陆,实质上已成了亚洲歌后。这时两岸关系开始转 变,交流日益频繁,带来彼此观念上的融汇。邓丽君有很强的中国人情感、热烈的爱国心,希 望看见中国变得更好。在台湾,邓丽君经常参加“劳军演唱会”,由于父亲是荣民,邓丽君对 军人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她因其表现也被称为“爱国艺人”。随着大时代气氛与政治认知的演 变,尤其是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台湾人民赴大陆已不再是政治禁忌,邓丽君收到了 许多赴大陆演唱的邀请,这样的时机似乎也已经成熟。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陆之行即将 实现的前夕,一场事故突如其来,终止了她这个梦想。 尽管邓丽君的演艺事业相当辉煌,但她私人的感情生活却并不顺遂。虽然她的歌迷遍 布各地,也不乏各式各样的追求者,而她在感情上却十分孤寂,几段恋情均无疾而终,甚 至留下累累伤痕。后来,她认识了一位小她十多岁的法国男子保罗,两人情投意合,对邓 丽君而言,两情相悦的快乐时光终于降临。保罗对她也很好,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中国女 友是一代超级巨星。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与保罗在泰国清迈度假时,突然病逝。事后医生诊断死因,为哮 喘导致肺功能衰竭。消息传来,震撼了世界各地的歌迷。四十二岁的邓丽君竟然就这么走了, 令人难以相信,无法接受。邓丽君死后被安葬在金宝山墓园,每年都有众多的歌迷从各地赶来 献花,表达无限的追思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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