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旧录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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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1]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检讨我的立场、观点和过去一切行事”，并注明为“试作自我检讨之二”，盖对首次自我检讨文字《我的努力与反省》而言。这两篇文字均写于1952年。令人遗憾的是此“试作自我检讨之二”于“文革”抄家时被收缴，后虽幸得寻回，但文字后一部分却丢失而不可复得。因此，作者于1976年复阅后有批注：“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又，此文之后附有该检讨文之写作提纲草稿，可互相参阅。——编者（后此之注释，除著者自注注明为“漱注”外，其余均为编者所加，不再一一标明。）
[2]即《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
[3]《年谱》已收入《梁漱溟全集》卷一。《我的自学小史》和《自述》已收入《全集》卷二。
[4]著者已于1974年将此节补写出，只是较原计划为简略。
[5]“学佛又学医”一节已于1974年补写完，并已收入《我的自学小史》一长文中。
[6]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镕西）先生邀其任秘书，而张为其舅父，故说为“帮忙关系”。
[7]1917年7月初，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军阀）以“讨逆”之名率兵入京，后又自任国务院总理。孙中山指出段为假共和真复辟，正式发出“护法”号召（维护《临时约法》与国会）。8月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为军政府大元帅。而段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通缉之。10月初，段宣布“出师剿灭”南方护法军，派遣直系军队（北军）入湖南，于是南北战争开始。
[8]作者本人有文字记载说，此小册子曾有一部分放在北大教员休息室内，任人取阅。辜先生即在此处见之，并发感叹。
[9]在作者《寄晓青甥》（1952年）一信，也曾写有这样的话：“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
[10]作者曾有更为精要的表述：“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见《寄晓青甥》）
[11]此写作提纲稿原写于作者一小记事本中，现特附录于此，供参阅。
[12]王朝俊（1875—1930年）先生，字鸿一。山东郓城县人。清末秀才。山东高等学堂毕业后公费留日，于此时参加同盟会。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参与反满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省副议长。主张“村治”救国。梁漱溟先生怀有“乡治”思想，王即介绍梁主编《村治月刊》，并推荐出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
[13]“第一舞台”与“真光电影院”为昔日北平之著名高级剧院与影院。
[14]这四个小党是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漱注
[15]1912年2月以袁世凯使清帝溥仪退位为条件，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袁出任此职。
[16]据著者晚年谈话，此秘密机关所在地为今日北京东单二条。
[17]以我所知，广东伍庸伯先生（观淇）、苏北江问渔先生（恒源）在当时皆年近四旬，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先生在当时是一位农商部主事，他一面任职，一面听课，竟然取得正式毕业资格。——漱注
[18]据章行严先生谈，清末革命，他与蔡先生同搞“爱国学社”，与陈同办《国民日报》，多年相熟友好。蔡、陈于1916年接北大事，他恰去日本，经函电邀聘，立即应聘到校。但次年广东护法方面七总裁拥岑春煊为主，发表他为秘书长，事前并未征求他同意。在南北对抗局中，使他不得安于北大，遂尔离去云。—漱注
[19]毛主席在长沙师范求学之时，最受知于教师杨怀中先生（昌济），情谊极深。1917年间，杨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住家地安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毛主席北来，即投住其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毛主席却未在北京。我在当年与杨先生曾彼此互有过从，顾未及结识毛主席。——漱注
[20]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0页。—漱注
[21]袁解散国会时，杭辛斋先生是国民党议员，曾为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捕去，几遭杀害。其事即在《京话日报》二次被封的同时或前后，两件事有无多少关联则不详。——漱注
[22]1922年春我曾为接办《京话日报》奔走，访梁任公先生于其天津寓所，承他捐助了二百元。我又先后对李大钊、张难先两位先生谈过，希望得到人力帮助，两位先生亦各曾亲自来过报社。——漱注
[23]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3页。——漱注
[24]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8—40页。——漱注
[25]民国元年南京留守黄兴倡办爱国捐与此相类似，其运动亦曾发展到北京，但不论从北京看从全国看皆不及国民捐的声势。——漱注
[26]据郝寿臣先生说，当时戏剧界同人的组织名为“正乐育化会”，会长是谭鑫培，而副会长即田际云。——漱注
[27]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2页。——漱注
[28]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7页。——漱注
[29]清末官府制度复杂而又变更频繁，现在难以记忆。练勇俗呼“看街兵”，似属于五城巡防局，它与五城公所似尚非一事，后来不久皆以改制裁撤。—漱注
[30]当时王公大臣多乘坐四人大轿以至八人大轿或一种特制的大鞍车，其随从则乘马。轿夫马夫往往横暴欺人。戈著报学史所传瞿鸿禨卫兵抢掠者，实为其马夫横行街道闹事之误，其事见七一五号报，恰在报纸被封前不甚久。—漱注
[31]当时投函投稿的既有商店老板、伙友、小贩、手工人、家庭妇女、少年学生、蒙师、基督教友等人，而亦有那时较上层的人士。更有当时封建制度下所有而今天之所无，甚且今天所不懂得的许多各色人物，例如“宗室”（清帝室族人）、“世职”（世袭职位者）、“书吏”（各部衙门世传掌档案者，品位低而势力大）、“家臣”（王公府第护卫）、“家人”或“家丁”（府宅杂役）、“侍女”（府宅用婢往往是买来的）以及当兵吃粮饷的。又彭先生一演说中，有“梨园”（伶人）、“勾栏”（妓女）的函稿皆曾登过的话。—漱注
[32]《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为陈干出资印行。书中有彭撰“弟子陈干事略”一篇，并附有八年前陈对《京话日报》投稿两篇。当年陈正是一个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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