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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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第一卷
第1章 近代史与近代性
第2章 白银流失的天下
第3章 走向世界的思想者
第4章 大用之人曾国藩
第5章 天国的堕落
第6章 汉人收复国权运动
第二卷
第7章 国权与王权之争
第8章 立宪：皇帝的救赎
第9章 女子与小人的故事
第10章 立宪运动一分子
第11章 立宪：在党权与国权之间
第12章 文化个体性自觉
第1章 近代史与近代性
1.要思想不要主义
每一种历史观，无论唯物、唯心抑或其他，都有其局限。
马克思说：我只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他把自然科学归之于自然史，把社会科学归之于人类历史，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从天上拉下来，降解为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再是绝对理念的展开和显现，而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变。
生产方式，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生产者、土地、资本的差异化结合方式，形成以阶级性为标志的生产关系，在阶级性的生产关系中从事生产活动，就导致了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化的社会形态，而人类的历史过程，因之也就被归结为“五种社会形态”。
人本来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却被阶级性从根本上制约着，不是生产力诸要素的活跃，而是生产者的阶级属性引发的阶级斗争，主导了历史的进程。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者的阶级属性决定生产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而是带有阶级属性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这样的决定论，归根结底，是阶级决定论，阶级斗争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一观点，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无疑具有创见，但它也有局限。首先，在经济领域，生产关系能否取代其他社会关系？在政治领域，阶级关系能否取代其他社会关系？重要性不等于唯一性，也不等于决定性，认识上的偏见，虽有其深刻的一面，但施之于行动，就会带来灾难。
很显然，在经济领域，生产关系不能取代其他社会关系，例如，人与环境的关系，虽然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却不能由生产关系来支配，生产关系决定论，会导致生产过程对自然的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一点现在已经明了。还有国家之间的贸易，也不是由哪一种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不同的生产关系，谁起决定作用？除了生产关系，还有其他因素，有民族因素、地缘因素，还有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商业化了，通过交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往往起着决定作用，它反映生产关系的一般要求，同时，又超越了生产关系的要求。
在政治领域里，片面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危害更是有目共睹，例子不胜枚举，它是政策问题，更是主义问题。
近世“主义”，人称“意识形态”，乃群众运动产物。理论泡在群众运动里，掌握了群众，或被群众所掌握，就成为“主义”了。“主义”需要群众，更需要运动，要在运动中上升为与社会形态相应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中的儒术和理学便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儒者革命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产物，都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权力运动大势中成为意识形态，而法术和黄老之术，还停留在政策和策略的层面，尽管李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可没有群众运动相配合，仅靠权力的作用还是不行的。
近代以来，运动四起，“主义”纷至，运动的赢家，往往也是“主义”的赢家。“主义”之争，不光口诛笔伐，还要打。因此，“主义”胜利，最终要靠二力，一要靠笔杆子的“发动群众”的动力，二要靠枪杆子的“定于一尊”的定力，以此二力，显现“主义”本质，达到“运动”目的。而二力之体，乃政党也，二力之用，岂非政权乎？
“一元化”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主专制主义大一统，另一个来源是西方传统宗教文化的天主信仰主义一神教，这两个来源，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把“主义”推向极权。我们发现，一切“主义”，均有“一元化”冲动，就连最为宽容的自由主义，亦欲以普世价值为由，而趋于一元化。那么“主义”的靠山，“科学”本身又如何呢？从“第一推动者”到“统一场”，还不都是要“定于一”？更何况中国近代科学由传教士传来，何兆武先生告诫我们，要注意这种神本主义科学的局限性，注意传教士科学传教的宗教化倾向，以及由此倾向所带来的“主义”和导致的“运动”。
因此，我们对于“科学”，除“发展观”外，还要有“证伪观”，在“科学治国”下，还要有“民主证伪”，如同现代物理学中，与“统一场论”并行的，还有“测不准原理”。
“测不准原理”，非以证实，乃以证伪。从以“儒学治国”到以“科学治国”，当然是一个飞跃，但如果没有民主参与，飞越，往往飞向极权。对于权力的证伪，自古至今，都在进行，制度不同，方式乃异。民主制下，证伪以“选举”；君主专制下，证伪以“革命”。在我国，“革命”之多，不绝于史，短则一二十年，长则一两百年便要来一次，均以“改朝换代”行之。然而，“革命”非证伪王权，乃证伪王朝，此因“革命”天然趋于极权，而非必然走向民主。试看法国大革命之拿破仑皇帝，俄国革命之党治极权主义，即便以民主为由而兴起“革命”，最后也无不极权化为“专政”。回头看我国历史，亦无不如此，历次王朝“革命”，皆为易代，可是易代后，王权依然，且不断发展，其趋势，越来越趋于极权。
民主诉求，往往导致“革命”冲动，但“革命”越彻底，求民主则越如缘木求鱼。
原来，一切制度，均是妥协产物，连君主专制也难免。汉皇“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刘邦从“溺儒冠”转向“祭孔庙”，即从“革命”转向妥协。不知妥协，如秦、隋，皆独裁而死，二世而亡；知妥协，则如汉、唐，子孙绵延，气数较长。民主制更如此，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制度化的妥协机制。英国“光荣革命”，无疑是妥协的胜利，美利坚“合众国为一国”，非由兼并，亦无所谓“革命”，而是以妥协来建立“联合国”的民主制，将妥协用到了极致。因此，“革命”要适可而止，应以妥协继之。
对于“继续革命”的追求，不管以民族还是以民本的名义，不管以国权还是王权的名义，都必然经由“主义”之途通往极权主义。无论民族主义还是民本主义，无论国家主义还是王权主义，几乎所有“主义”，都有极权化冲动，就连自由，一旦被“主义”化了，亦难免露出一元化痕迹，而以普世价值自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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