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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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　录
引言
第一讲　“立人”思想
第二讲　妇女观与儿童观
第三讲　外来文化观（上）
第四讲　外来文化观（下）
第五讲　传统文化观（上）
第六讲　传统文化观（下）
第七讲　说“食人”
第八讲　谈“做梦”
第九讲　论“演戏”
第十讲　析“主与奴”（上）
第十一讲　析“主与奴”（下）
第十二讲　有意味的参照
引言
鲁迅说：“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总数。”
鲁迅又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现在是世纪末，正是结账的时候。
二十世纪大舞台上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连同他们的种种高论，大概都要在这历史的结账里被忽略不计，这是无可奈何的。
但该留下的，则一定存留；历史是公正的，不因一时之成败、毁誉，而遗忘、抛弃不应被遗忘、抛弃的生命的创造。
这是真正的世纪思想文化遗产，尽管只有一小块。
在这一小块中，就有鲁迅、周作人的贡献——对他们的思想与文学，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两个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的名字。他们的思想与文学已经融入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他们开始的思考，将在后代人中承续。
我们今天来“话说周氏兄弟”，实际上就是在话说这一个世纪先驱者们曾经关注过的思想命题，他们探索中的矛盾、困惑与收获。同时也是将周氏兄弟请来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思考——我们面临着与他们当年类似的困惑，又有许多新的时代所提出的矛盾与问题；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鲁迅、周作人那样的胆识、眼光，与远见；重温当年的文字，我们甚至会觉得，他们就生活在现实的中国，和他们进行精神的对话，实在是莫大的快事。
但鲁迅说，在我的文字背后，浸透着“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这是一个世纪血战前行的历史的结晶，这一百年来，我们民族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真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这是带血的世纪思想遗产啊。
接受这份遗产，是需要勇气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地狱的门口：“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者，请进去；否则，趁早离开。
我们如何选择？——还是进去吧。
第一讲　“立人”思想
（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九月十六日讲）
鲁迅、周作人不像其他哲学家一样有一个自己建构的非常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作为研究者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中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命题，作为他们思考的整个基础的出发点。“立人”就是鲁迅、周作人共同的思考的基础、出发点、核心内容。当然，他们对“立人”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鲁迅的“立人”思想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他写的几篇文章中，收在《坟》里，用文言文写的。在二十世纪初，当鲁迅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时候，他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或者说人文学者、文学家。他说：“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这一代人，一开始就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下，从对整个世界大趋势的洞察中来探寻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他因此提出要从两方面来努力：一方面要不落后于世界思潮，不断从世界思潮中吸取养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拿来”；另一方面，又不离开原来的血脉，要从中国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通常称之为“继承”。但这样的广泛的吸取，无论“拿来”还是“继承”，并不是目的，“创造”才是最根本的。“取今复古”，是为了“别立新宗”，创造出一种新的思想。
请大家注意：鲁迅这里使用的是“新宗”的概念。“宗”是什么？“宗”即“宗旨”、“宗极”，是主要的、本源性的东西。这就是说，鲁迅在二十世纪一开始，就给自己，也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给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确立了一个战略性的目标：要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价值，提供一个终极性的理想。在目标确立以后，还有一个实现目标的道路的选择问题。鲁迅固然十分重视广泛吸取外国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但他认为，那毕竟是他人（外国人与古人）的创造，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前述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也只能仰仗于今人的独立与自由的创造。鲁迅之所以大声疾呼“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原因即在于此。在这里，究竟立足于“拿来”、“继承”，还是立足于“创造”，也是一个重大的思想文化的战略选择的问题。现在，这一个世纪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们来作一番回顾与总结，考察一下百年学术史，就不能不面对一个严重的事实：二十世纪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哲学史家、文学史家，却少有独立、自由创造的思想家，特别是“别立新宗”的思想家。也就是说我们最有成就的是拿来，是继承，是在整理、重新阐释东西方传统，但在创造方面，成就却不大。我想，这无须多作论证，只要看看本世纪大家最仰慕的几个大学者（恕我不一一列举出他们的大名），如果作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考察，就必须承认，他们的主要成就确实在介绍与阐释。怪不得一位年轻人说，中国的学者都是些“注释家”与“翻译家”，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确实是道出了某些“真实”的。王富仁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也作了类似的总结。他说，本世纪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附文化”，不是依附西方，就是依附中国传统，缺少独立创造。这就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大缺失，就是创造的缺失，独立思想的缺失，对本世纪初鲁迅等先驱者所提出的“别立新宗”的战略目标，我们几乎交了一张白卷。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是令人沉痛的，也会有几分尴尬；但我们已别无选择，只能正视并且从正视中逼出新的觉醒：“一切重新来过”，回到起点上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纪末，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时，一方面要继续强调继承、拿来，因为本世纪也有过否认拿来、否认继承，全盘否定中外传统，最后导致了对文化、知识本身的否定的惨痛教训。但我们的重点，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应该放在“创造——独立、自由的思想创造”这一点上。去年我曾在北大做过一个演讲，我在演讲中呼吁，现在还要重新呼吁，我们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们呼唤新的思想家的出现，呼唤有思想的学者，呼唤新的“精神界之战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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