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安石的哲学建构与佛道思想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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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苏轼的哲学建构
第一节 苏轼与理学家在道本体上的分歧
第二节 苏轼哲学与其诗歌创作及人生态度的关系
第三节 从本体论看苏轼与程颐义利观的对立
第二章 苏轼的佛道思想
第一节 苏轼的哲学体系及其与佛道之关系
第二节 从《续养生论》看苏轼对儒释道的融摄
第三节 苏轼的修炼内功与行气、按摩、胎息等道教方术
第四节 苏轼采日月华功
第五节 是离铅坎汞还是离汞坎铅
第三章 王安石的哲学建构
第一节 字学：王安石学术嬗变的枢纽
第二节 王安石道本体之嬗变
第三节 从天命到命运：王安石命论之演进
第四节 论王安石《洪范传》的思想架构
第五节 王安石《洪范传》作年论辨
第六节 论二程与王安石在道本体上的对立
第四章 王安石的佛道思想
第一节 王安石学术嬗变及其与佛道关系之演进
第二节 从学术视角探析王安石的佛教观
第三节 王安石与道家道教
结论 苏轼、王安石的哲学建构及其与佛道关系之差异
附录 论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之要义
参考文献

绪论
学界对于北宋学术的研究以周敦颐、邵雍、张载及二程即理学家所推崇的“北宋五子”为主，而对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学派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学派相比较而言则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后二者的哲学思想更是没有将其提升到应有的地位。这种研究上的畸轻畸重，在一般哲学史的叙述中就表现得更明显。冯友兰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五册对北宋哲学史的论述只是涉及以上所提及的五子，而对苏轼与王安石则不置一词。甚至有学者在面对为何只重视对理学学术的研究而对诸如王安石等其他学派的研究不屑一顾态度的质疑时，他的回答是王安石学术中没有哲学思想，因此，就可忽略不论。但我们不禁要问，北宋学术真实面目果真是如此吗？其他学派真的缺乏哲学思想吗？其实这个问题只是今人的偏见，而早在南宋时代，就有学者对北宋学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个看法实际上成为对今人意见的反驳。
[1]

南宋人陈善对于本朝文章的表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本朝文章亦有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
[2]

在这里如果我们对陈善所认为的三变在顺序上的更替暂置不论的话，则他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学术史的实际的。而陈善对三家学术的分类与今天我们的学术分类不同，他是从主要特点进行分类，而没有否定荆公经术和东坡议论中的哲学思想，经术、议论与性理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其讨论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因为其内容是前后相继的。如果不具有共同性，其前后相继性就无从谈起。所以，陈善认为北宋的学术思想至少要提到王安石、苏轼和二程三家，否则就不全面和不符合学术史的真实情形。金人李纯甫在《鸣道集说·序》中的看法与陈善之说相似，他说道：“浮屠氏之书，从西方来，盖距中国数千万里。证之文字，诘曲侏离，重译而释之，至言妙理与吾古圣人之心魄然而合，顾其徒不能发明其趣耳。岂万古之下，四海之外，圣人之迹，竟不能泯灭邪。诸儒阴取其说，以证吾书，自李翱始，至于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于前，苏子瞻兄弟和之于后，《大易》、《诗》、《书》、《论》、《孟》、《老》、《庄》，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横渠、伊川之学，踵而兴焉；上蔡、元城、龟山、横浦之徒又从而翼之；东莱、南轩、晦庵之书，蔓衍四出，其言遂大。”
李纯甫还评述道：“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谈大道一千五百年矣，岂浮屠氏之罪耶？至于近代，始以佛书训释《老》、《庄》，浸及《语》、《孟》、《诗》、《书》、《大易》，岂非诸君子所悟之道，亦从此入乎？张子幡然为反噬之说，其亦弗仁甚矣。谓‘圣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学而知’，夫子自道也欤。!淫邪遁之辞，亦将有所归矣。所谓有大过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苏氏兄弟是也。负心如此。宁可计较是非于得失乎。政坐为死生心所流转耳。”(《鸣道集说》卷一“屏山曰”)
从李纯甫的整个议论来看，他的意思是佛教在印度衰落了，却在中土大放异彩。这主要得益于儒家学者在北宋时代对儒释道进行了很好地融会贯通，使得三教获得了共赢的效果，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表现最出色的人就是王安石父子与苏氏兄弟。理学家虽然也很好地发展了自己的学术，却对佛教进行了大肆批判。李纯甫虽然是从佛教与北宋学术关系的角度来议论北宋学术，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的北宋学术不仅包含了王安石父子、苏氏兄弟的儒释道的融合思想，而且以为他们比起二程、张载等理学家的学术和影响来毫不逊色甚或更胜一筹。以上所引李纯甫的后一则议论显然是针对张载的《与吕微仲书》这封书信而言的，其中批判了张载借鉴了佛家思想却又批判佛教的反噬做法。
这样看来，北宋学术的真实面貌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家独大，而是至少存在三家学派争奇斗艳的局面。正是因为从中国哲学成为一门学科门类始，学界权威对待北宋学术上的偏差直接影响了一直以来对苏轼与王安石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当然，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加入，这种研究上的偏差已有所改变。总体来说，对苏氏蜀学与王安石新学的研究成果的绝对数量还是不少，但是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研究成果的精品数量上来说还是非常有限。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我们才说对苏轼与王安石的研究，学界还未表现出应有的重视态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深入。
由于苏轼的文学成就炫耀夺目，因而掩盖了其经学与哲学的成就。其实苏轼反倒更加看重其经学成就，并引以为傲。这首先是由于经学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苏轼的思想中，学问及文章成就从其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共同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渊薮，就是苏轼的核心和最本质的思想，即哲学思想。由于哲学思想对文学成就的根源作用，因而苏轼将其蕴含着深刻哲学思想的经典诠释看得尤为重要，认为它们是枢纽与核心。表面的繁荣是最能吸引人们去观赏的，而这繁荣背后的源泉却往往被忽视了，因而人们对苏轼的哲学思想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明代的焦竑正是有感于此，独具慧眼地刻印了《两苏经解》，为研究苏轼的哲学思想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版本。而对于现代学界对苏轼的研究，我们不妨做一个鸟瞰式的总览。
研究者对苏轼思想所具有的融合儒释道的特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对苏轼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与《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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