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从伦理神学到道德宗教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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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录
导言 希望与宗教
第一部分 伦理神学
第一章 从道德到宗教
第一节 近代哲学中的目的论思维
第二节 实践理性的目的性应用
第三节 伦理神学的建构路径
第二章 伦理神学中的绝对
第一节 道德论证的自我理解
第二节 自然目的论、道德目的论与道德论证
第三节 道德论证的限制
第四节 自然神学与伦理神学
第三章 伦理的神义论
第一节 上帝属性的伦理诠解
第二节 道德智慧与神圣正义
第三节 从伦理神学到道德宗教
第二部分 道德宗教
第四章 道德宗教的任务与实践取向
第一节 道德宗教的旨趣
第二节 道德宗教的基督教资源
第三节 道德宗教的主题及其实践解决
第五章 善、恶与人的自我救赎
第一节 作为道德概念的善和恶
第二节 善之禀赋与恶之倾向
第三节 恶之起源与恶原则的宰制
第四节 道德救赎与上帝恩典
第六章 至善的现实性：自由与希望
第一节 人的两种伦理状态
第二节 真正的教会
第三节 信仰的二律背反
第四节 在已然和未然之间的“上帝之国”
第五节 历史、自由与希望
第七章 回归真正的信仰
第一节 宗教中的启示与理性
第二节 双重视角中的基督教
第三节 事奉上帝的方式
第四节 良知与信仰
结语 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导言 希望与宗教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先验方法论”之第二篇“纯粹理性的法规”中，用如下语句描述了他个人的理性旨趣，他指出：
我的理性的全部旨趣（既有思辨的旨趣，也有实践的旨趣）汇合为以下三个问题：
1.我能够知道什么？
2.我应当做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
[1]
在接下来的解释中，康德更为具体地分析了理性的这三个旨趣。依照康德对理性所进行的批判考察，第一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是纯然思辨的。所谓“纯然思辨的”，就是说人类理性对于能够认识到什么只具有理论方面的兴趣，仅仅关心我在“何种范围内”对“什么”能够真正地知道。康德对此的回答清晰、确定且充满自信
[2]

：人类有限的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中的“显象”，或者说，“我们关于事物只是先天地认识我们置于它们里面的东西”
[3]

。
第二个问题（“我应当做什么？”）是纯然实践的。所谓“纯然实践的”，必然是离开了单纯思辨的范围而与自由的行为相关联，从而彰显人类理性中纯然存在的“善”的兴趣。康德对实践问题的解答同样是清晰而确定的：作为意志自由的主体，人类应该并且能够做出出于责任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类应该并且必须排除一切欲望偏好（支配行为的经验性动机）而按照理性的纯粹道德命令行事。因此，“并非是那些归根到底由欲望和激情、同情感和厌恶感等力量或者占统治地位的风俗习惯所规定的人，也并非是那些为了预定的目的不断寻找最佳手段的人才绝对合乎理性地行动。从概念的最严格的即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只有遵循从自律的而不是他律的意志中产生的生活原则的人才是负责任的人”
[4]

。
第三个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既是实践的，同时又是理论的。从形式上看，康德对第三个问题的这种表述似乎是一种“正反合”式的辩证表达。实际上，这种表述的根据主要来自问题自身，而非来自问题的形式安排。“希望”是康德给出的涉及人类理性兴趣的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从康德所擅长的目的论思考方式看，纯粹理性全部努力所最终指向的目标显然不会是理性思辨使用的结果，因为能够认识到什么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有理性者来说终究只具有工具性意义，也就是说，有理性者对所要认识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目的性限制——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并为人类的生存寻求意义。与之同理，纯粹理性全部努力所最终指向的目标也不会是理性之实践使用的结果。按照康德的观点，理性的实践使用最终解决的是人类行为之为善的理性根据，证明了人类因为拥有人格尊严，故而能够超越经验性生存的限制，获得自由地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从而成为理智世界中按照道德法则自由行动的理性存在者。但是，正如奥特弗里德·赫费在《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永远是一个有需求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存在者，所以道德心对于人来说原则上具有命令的意义；它是一种任何人都不可能始终肯定会遵循的绝对要求。作为自律的道德心就是对自己承认自己的需求和社会依附性，甚至肯定它们，但又不让它们成为生活的最终规定根据。自律意味着多于做一个单纯的有需求的存在者和社会存在者，并且在这个多于中——康德的挑衅就在此——达到他原本的自我，即有道德的存在者、纯粹的实践理性。”
[5]

可见，理性的实践使用并不能满足人作为“一个有需求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存在者”的在世生存的最终目标。康德并不否认俗世生活对人类的积极意义。“人有肉体且生活在人造的制度中。”
[6]

因此，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源自人类在世的自然本性，从人性要求和自然意图以及人类对完善性未来的追求等角度看，它同样有着充足的理性根据。诚如康德所言：“凡是在我们的力量的本性中有其根据的东西，都必定是合目的的，并且与我们的力量的正确应用一致，只要我们能够防止某种滥用，并找到它们的真正方向。”
[7]

对此可以给出的进一步解释是，理性的纯粹的实践使用尽管能够使有理性的人成为一个比“单纯的有需求的存在者”更高的“道德存在者”，但人生在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成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者”，追求幸福与成为道德的人不仅同样在理论上是理据充足的
[8]

，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去追求幸福。
据此，康德将第三个问题更为具体地表述为如下条件句：“如果我如今做我应当做的，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希望什么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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