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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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作　者：汤传福
出版人：何林夏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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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舆情沸腾如煮，自由总有出路
第一章 风从西方来
一个神父来到大清国
两个助手：米怜和梁发
向中国读者口味靠拢
墨海老人
口岸知识分子
长毛状元
终见辽阔之地
造血者王韬
第二章 短暂的春天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御案上出现《万国公报》
帝国病案报告
怎么读《万国公报》？
变法前的光绪帝与康有为
“称赞莫过于摹仿”
《时务报》吹响号角
内破裂
反对“粘连”
汪梁之争的一地鸡毛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
报纸挂洋旗
第三章 三岔口
康有为的“敏感词”
两头不到岸
从此与共和别矣
山寨版孙文与“苏报案”
章太炎的激进文风
革命派的辩论风度
论战中的革命心理学
看看什么是“暗杀时代”
第四章 报纸在大清
报业史上的“失踪者”
不名誉的职业
“杨乃武案”中被忽略的新角色
两种媒体语境的距离
天朝的媒体态度
李鸿章的“新闻观”
“报屠”蔡乃煌
大清特色的官报之路
讲报纸的人
第五章 革命来了
伦敦绑架案，媒体造英雄
不谈革命谈××
策划出来的烈士
一个洋记者眼中的辛亥革命
辛亥年的革命谣言
在报纸上围观辛亥革命
莫理循：袁世凯的喉舌
第六章 最是报人不自由
非法出生的《民国暂行报律》
黎元洪：杀报人泄愤
山大王砸报馆
舆论是一头肥鹿
章士钊的倔强与尴尬
黄远生：死于党派暗枪
第七章 民国年间报界零碎
袁克定办报纸
“臣记者”薛大可
民国版“野蛮女友”
总统门生沈佩贞
偷看报纸引发的学潮
领袖文胆是苦胆
跋 在网络世界穿越历史
序　舆情沸腾如煮，自由总有出路
尽管看上去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但历史写作的精气神在中国当代已日趋萎顿。人们对历史之所以有兴趣，只因为它是无关痛痒的给人乐子的消费品，或是古董迷带着诡秘笑容掘出的逝去岁月的干尸。另一方面，时评家成为现实生活的唯一宣判者，他们干净利落地卸掉不堪承受的过去的重负，只打望现在，而正因如此，他们的眼光不能超过自己的鼻尖。
一些人不再相信历史会给现实带来什么启示，他们认为，从历史中能够汲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历史中不能得到任何教训。而另一些人，为了影响或影射现实，则将历史当作任人狎玩的风尘女子。
可是，仍有一些人相信，历史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它关系到人类世界的珍贵价值与共同命运，能让我们站在坚实大地之上把握现在、眺望未来。而这大地，在千年万年之前就已存在，在千年万年之后仍将存在。
本书作者就是最后这种人，他相信，过去不会白白过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的星辰般的人物，至今仍在散发光芒，而他要做的，就是呈现此种光芒，并以之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但切勿以为此书是要为旧时报人树碑立传，作者不会刻意贬低笔下对象的人格与成就，也不会将之无限拔高，而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对王韬、章太炎、黄远生等传统叙述中的“正面角色”，作者有着颇富洞穿力的评议，决不至于将他们平面化、偶像化；对“臣记者”薛大可这等较有争议的人物，作者也没有一棒子打死，在讥讽其不良行径的同时，仍不忘表彰其惊鸿一现的人性流露；对在华的外国报人，如李提摩太、莫理循等，作者不惜笔墨，力图追寻它山视野中近代中国剧变的蛛丝马迹。
在史料搜集与剪裁方面，作者很花了些气力，因而笔下人物均有血肉，而不是如某些历史随笔一样，将主角只写成冰冷的机器人。法国史学家布洛赫曾说：“优秀的历史写作者，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若说本书作者是巨人，未免过誉，但说他是一个好的猎人，则无溢美之嫌。
作者所猎之群体，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关键的一个群体：报人。在六十篇文章中，作者臧否报人、钩沉报事，力图对近代中国报界与国运进行原生态展示：传教士的雄心与精明、口岸知识分子的郁闷和突围、报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与意气之争、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文攻和“武斗”、朝廷的言禁与革命的谣言、枪杆子与笔杆子……
作者所苦心经营的事业——报史，是中国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领域，却又是相当紧要的一个领域。谭嗣同在《湘报后叙》里曾说：“报纸即民史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我们要进一步说，报史即民史，报史若不彰，则历史之幽暗与光鲜，也将塌陷埋没。
晚清被李鸿章称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的碰撞、激荡成为主流。报章在其间担当了中西交流的重要媒介，不但报道中国本土的政事民俗，更传播来自西方的制度、思想与器物。
1895年5月，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提议开设报馆，其文曰：“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当时维新人士对铁路极其看重，认为是去除壅蔽的第一等手段，康有为将报馆与铁路相提并论，一为精神交流之去除壅蔽，一为物质交流之去除壅蔽，可谓有识。
关于报业的职责与功能，梁启超有更深刻的论述。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梁启超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进一步解说：“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梁启超将报馆比作“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报馆不是臣服于政府的附属机构，而应与政府平等相立。“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而岂以主文谲谏毕乃事也？”此番言论隐然已将报馆凌驾于政府上，“第四种权力”也呼之欲出。
在近代中国，报业与政治的关系极密切，或借政治扶持而声势大张，或因政治打压而萎靡不振。但不论环境如何险恶，舆情总是要沸腾如煮，自由总是要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今日读近代报人报事，常有万千感慨，正如清人叶舒璐一首诗所言：
满盘黑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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