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采取过度扩张的战略？_文化_腾讯网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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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何采取过度扩张的战略？_文化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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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武帝的大举对外征伐，某种程度上也为其后昭、宣二帝的调整提供了空间和基础。武帝的征伐成果更成为其后历朝历代君王努力维持的有效统治区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
本文旨在讨论汉武帝对外大战略的演进,分析帝国扩张过度而调整滞后的原因。帝国的对外拓展是一个不断应对内外约束的能动过程,其阻力与风险始终存在。对此,往往并非无知,而是试图通过动员、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提升来突破限制,进而维持进取态势及其成果。但是,其中不少政策虽能迅速产生效果,但其对政治经济的长期扭曲效应却意味着更大的反噬危险。汉武帝前期的征伐很快消耗了汉初多年休养生息的积累,然而各种危机征兆并没有催生战略收缩,却刺激了一系列以“兴利”为中心的改革并不断加码。这些政策一度克服了财政困难,助长了武帝进一步开拓的雄心,推动征伐不断升级。但是,就在支撑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欲的同时,征伐扩张与兴利汲取的长期负面效果也在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军事挫折和内政危机。在巫盅之变等事件的刺激下,垂暮之年的汉武帝最终暂停对外征伐,开启了昭宣时代政策调整的先声。武帝朝大战略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重视战略实践的系统效应,注意辨析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影响,在实践中保持充分的战略弹性与战略审慎。
西汉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外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时期。在西汉王朝对外战略的演进中，“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扮演了关键角色。在西汉前期休养生息、国力恢复的基础上，汉武帝转向进攻性战略，大举用兵四境，在开疆拓土、臣服周边的同时也酿成了重大危机。以武帝末年的“轮台诏”为发端，主要完成于昭帝和宣帝时期，西汉统治者经过关键的战略调整，借助匈奴内乱等历史机遇，最终确立了以汉室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西汉对外战略近年也引起了国际政治学者的注意，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挖掘了这一议题的学术价值，但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对战略转折的过程机理阐述得还不够充分。汉武帝时代内外方略的调整也是史学界近期争论的一大热点，但史家多着力于辨析武帝晚年是否存在以“轮台诏”为标志的政策转折。在本文看来，一个尚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是：汉武帝时代过度扩张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武帝对扩张造成的问题早有察觉，但方向性的战略调整却迟迟未能发生呢？
本文讨论汉武帝一朝对外大战略的演进，试图更为精确地解释“过度扩张”形成的动态机理。历史上“过度扩张”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它通常指一国的战略拓展行动达至某种极限时进行对外扩张的战略成本超过收益，由此造成严重的战略困境。在普遍的历史叙事和解释中，过度扩张经常被视作大国由盛转衰的要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国权力过度扩张？为何在历史和现实的警示都很充分的情况下，一国还不能通过有效调整以避免这一状况？如何发现并通过有效的战略调整来避免过度扩张和衰亡的命运？这些都是国际战略研究的经典问题。
一、过度扩张与系统效应的时间维度
毫无疑问历史上一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有着复杂而具体的成因，已有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解释。首先是现实主义者的体系层次分析强调无政府状态及特定的力量对比态势刺激了一国的进攻和扩张的动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通常被视作其中的代表，他强调，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权力是生存的关键，由于国家几乎无法确信拥有多少权力才能保证安全，采取进攻性战略乃至成为体系霸主就成为大国必然的追求。一旦出现机会，国家就会采取扩张行动。不过，作为一种理性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认为国家会进行无休止（或过度）的扩张，相反，只有（也只要）成本高于收益时，国家才（就）会采取调整行动。换言之，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对扩张如何会“过度”的解释并不充分。与之类似，有关攻防对比的讨论也未能提供有关大国“过度”扩张的完整解释。还有一些学者将战略调整滞后的原因归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一国在经济等基础性实力方面的衰落往往先于政治势力的丢失，这一时间差导致了过度扩张局面，但这种现象归纳背后显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实际上，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在国内层次寻找过度扩张的成因，认为这是特定组织、阶级及利益集团基于特殊利益操控国家对外政策、推动进攻性战略而导致的结果。它被认为更易发生于某些特定的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结构之下。例如，霍布森和列宁都认为，垄断资本家对海外市场与投资场所的追求推动了对外扩张。熊彼特则认为军功阶层为维持特权与声望而鼓吹战争。斯奈德进一步提出了“联盟互助”（coalition logrolling）学说，主张在卡特尔化的国家体制下，利益集团的勾结推动制造了对外扩张的“帝国迷思”，促使国家走上扩张的不归路。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战略拓展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国内机制与官僚机构所造成的“路径依赖”或“余辉效应”限制了后续的战略选择，阻滞了战略调整的出现。然而，这些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存在解释范围过于狭窄的缺陷，忽略了前现代国家的过度扩张问题。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将过度扩张归因于某种个体或群体心理认知缺陷。战略观念中的偏见、特有的信仰体系及部分“形成性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s）导致大国成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使其在对外扩张中难以自我节制。在结合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前景理论的基础上，托利弗还提出了风险均衡理论：当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增强时，将倾向于以现状作为决策参考点，采取风险规避行为；相反，如果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减弱，则倾向于风险接受行为，采取海外冒险。问题是，许多历史和现实经验资料表明，决策者并非对危险全无所知或有意冒险，恰恰相反，他们对于面对的困难和阻力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有着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作出反应，但他们却未能采取行动。同样，领导人的趋势判断与风险倾向与是否扩张以及扩张是否过度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总而言之，虽然既有研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思路但仍存在不足，正如有学者业已指出，探讨扩张过度问题的核心在“过度”。已有讨论未能回答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如果结构性约束（限度）固定存在，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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