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实揭秘：论革命与反革命及“联共”与“反共”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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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总目录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一 个人、国家、社会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 工人与帮口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 团与党的竞争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 比较中的审视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第十章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二 战略部署
三 指挥与协调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第十一章 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
一 传统士绅的没落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一 铨选和任用
二 资格与出身
三 年龄、籍贯
四 薪俸、待遇
五 任期与出路
六 职责与施政
七 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
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一 假托自治
二 重建保甲
三 “新县制”
四 区长
五 乡镇长
六 保甲长
征引文献
前言
战争与革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尤其是20世纪的上半期，战争与革命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战争有“热战”，有“冷战”；革命有“武革”，有“文革”。而在一般情况下，暴力是两者的共性。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连，有时战争是革命的表现形式，有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的成败，往往是战场决胜负。
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借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以文人制约军人，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
[1]

但北伐以后，文人制约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国民党执政时期，军权独大，实际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而共产党则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文主武从”的局面。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所以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当此之时，梁启超发表感想，声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
[2]

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对国民党而言，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仍然诵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由于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泛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语词，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向导》周刊，就知几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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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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