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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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序
绪论
第一节 南朝“文体新变”的历史考察
第二节 南朝“文体新变”研究概况与本书思路
第一章 雅乐歌辞文体新变——以五帝歌为中心
第一节 《宋明堂歌》五帝歌辞“以数立言”之创制
第二节 “以数立言”造作五帝歌辞的原因与寓意
第三节 “以数立言”制辞方式的传播及其历史意味
小结
第二章 永明声律审美的继古与开新
第一节 声律审美发现时代与创首者之争
第二节 永明声律审美与生民歌咏
第三节 “音韵尽殊”与“易读诵”中的自然旨趣
第四节 通融旧传统与新学风之文化品格
第五节 永明声律审美对诗体的影响
小结
第三章 绝句体的确立与其文化背景
第一节 绝句是否为“唐题”与唐前的绝句观
第二节 五言四句体的兴盛与士族文化取向
第三节 绝句的名义与其文体特色
第四节 从“绝句”至“截句”及其文体史意义
小结
第四章 齐梁七言诗起源论
第一节 《柏梁诗》与齐梁文人对七言体的接受心态
第二节 南朝诗体观念对“兮”字句式的扬弃
第三节 《柏梁诗》作为七言诗体始篇之影响
小结
结语 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走向
附录一 中国古代文学中苏小小的形象塑造
一、先行研究及存在问题
二、形塑的起点：《钱唐苏小歌》
三、苏小小多重性格的形塑
四、苏小小传奇：情欲与浪漫主义
五、从幽魂到人：生死存亡的选择
小结
附录二 论八言诗及其相关问题
一、八言与其诗体的界定
二、卢群与庾信八言诗考
三、翟灏八言诗及其诗体创新尝试
四、八言诗世罕见的原因与其特点探析
小结
附录三 卞彬童谣与宋齐革易之历史书写——从《南齐书·卞彬传》据《南史》补字说起
一、《南齐书》与《南史》对卞彬童谣的不同记载
二、童谣文体与卞彬之指刺
三、《南齐书》卞彬童谣的历史语境解析
四、《南史》卞彬童谣的历史语境解析
五、文学修辞与历史书写的复数镜像
小结
本书各章节发表说明
参考文献
后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李晓红著.—北京：中华书局，2017.8
ISBN 978-7-101-12472-9
Ⅰ.文… Ⅱ.李… Ⅲ.文化史-研究-中国-南朝时代 Ⅳ.K239.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1065号
书　　名　文体新变与南朝术文化
著　　者　李晓红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l250毫米 1/32
印张 　插页 2　字数 200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472-9
定　　价　59.00元
序
李立信
南朝是我国学术文化产生巨变的时期。一则儒学渐衰，老庄抬头；再则自佛教传入我国之后，此时不仅出现大量的翻译佛经，而且文士与高僧交往频繁；三则胡、汉由以往之对峙而渐趋于融合，胡人固极汉化，而汉人之胡化，尤甚于以往；四则声律说及文笔说之出现，对文坛产生正面且直接之冲激；而士族集团之兴起，亦为当代文坛注入了新的变数。以上诸端，对南朝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文体新变，正是在此一转变契机中，得以突显。
作者在书中谈到庙堂之音的雅乐歌辞、永明声律、绝句及七言诗等几种文体。除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去讨论文体新变之外，更深入探讨出其文化背景之所以然。由于文化背景的清晰呈现，使我们对问题得到更深入的了解。如五帝歌辞之所以有各种言数之作，实因以数立言，而以此制歌之原因与寓意，作者均作了详细的论述；至于论永明声律，除了一般学者谈论的问题之外，作者更深入探讨其文化渊源与知识背景。论绝句之兴盛，则又与当时士族之文化取向相结合；论七言之起源，则提出南朝诗体观念对“兮”字之扬弃。在在都呈现出可圈可点之敏锐观察。这是许多谈到文体新变的作者，往往忽略而不论的。
相信这本大作，对研究文体新变的学者，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这本大作，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后浪推前浪，新人替旧人”的学术界荣景。
甲午岁末
绪论
第一节 南朝“文体新变”的历史考察
“文体新变”是南朝文坛的显著标志。从当时史书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南齐书·文学传·陆厥传》称陆厥（472—499）[1]“五言诗体甚新变”，并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2]《梁书·文学传上·庾肩吾传》论及王融（467—493）、谢朓（464—499）、沈约（441—513）等所制“永明体”，评曰“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3]；《徐摛传》称徐摛（477—551）“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4]。《陈书·姚察传》载姚察（533—606）“每有制述，多用新奇”等[5]。这样集中而明确地标揭作家文体新变现象的历史书写，在此前的正史中从未见到，在此后的正史中也很少见，透露出当时人们对于文体新变的敏感与关注[6]。
南朝文士对于文体新变有自觉的追求。如“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的南齐张融（444—497），在其《门律自序》中对其子说：“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临卒，又戒其子曰：“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岂吾天挺，盖不嵉家声。”[7]说明其文章并非颠倒错乱物理人情的怪异之体，而是尽己所能随物赋形[8]；子嗣若别有新得，作为父亲不会拘限之，且视文体新变为“不嵉家声”之举，可见其家教中对文体新变之认识与追求。不仅如此，作为史家的萧子显（487—535）[9]在其《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亦提出：“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明确推崇文体新变[10]。可以说，南朝文坛从私人领域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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