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教父沈万三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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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教父沈万三·4
民企教父沈万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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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章 被抓壮丁，遇贵人转祸为福
第二章 初入商行，小伙计崭露头角
第三章 临危请命，困难就是机会
第四章 攻心为上，人情也是生意
第五章 棋失先着，杭州粮商狮子大开口
第六章 峰回路转，同盟再强也非铁板一块
第七章 返乡探亲，初识私盐客张士诚
第八章 各个击破，购粮食大获全胜
第九章 飞来横祸，刘氏商行岌岌可危
第十章 刘定一使出撒手锏，沈万三身陷局中局
第十一章 东家难伺候，沈万三跳出是非之地
第十二章 小本买卖，沈万三却玩出了大手笔
第十三章 闲谈漫扯，隐藏着巨大商机
第十四章 空手套白狼，一笔没本钱的买卖
第十五章 有了商业情报，闷声才能发大财
自序
人人都对钱向而往之，但是对有钱人的态度恐怕就千差万别了，甚至多数是颇有微词的。讨厌有钱人的无非是两种：一是觉得有钱人“饱暖思淫欲”，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二是因妒生恨，并催生了“仇富”一词。
其实，孔子他老人家早就为大家指引了一个方向，《论语·述而》里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也就是说，如果发财致富可以追求得到的话，就是从事再低微的差事，我也干；如果追求不到，那我就做愿意做的事。
商业、商人的起始，还要从4000多年前说起。商部落里第七任首领王亥，用牛车把部落中过剩的物资，转运到其他部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因为商部落首创了这一对当时人来说稀奇新颖的行为（称其为首创似乎略显牵强，试想，原始部落时代，私人间以物易物必定早已存在，可是因为身份特殊，历史只重点记载了王亥），从此，人们便把从事买卖贸易的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作“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作“商业”。这便是“商人”“商业”“商品”三个名词的由来，王亥也被尊为“华商始祖”。
殷商时期，人们乐于从事商业活动。周兴之后，认为殷商之亡，是民众太过醉心商业，而荒废了关系国家根基的农业，开始逐渐轻视工商。
在儒家思想没有一统天下之前，“轻商主义”虽然已经存在，但是从商还不至于被整个社会视作“贱业”。春秋战国时期，从商人转而成为政治家的就有管仲和吕不韦。到了西汉，仅《史记·货殖列传》就罗列出了21位有名的大富豪。文景之治时，甚至把国家的货币制造权交给了商人邓通。可见那时候的商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可是，对世家豪强的兴起深感不安的王权和对商人商业抱有偏见的儒家学派结合了。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西汉王朝迎来了第六代君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年仅17岁的刘彻一登基，就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儒家学说成了国家给国民定制的唯一“思想”。儒家觉得商人“重利轻义”，是最容易违背“仁义”准则的人。亚圣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开篇就对请教他的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下来，在《孟子·公孙丑下》里，孟子更直接把商人称为“贱丈夫”。《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也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
另外，当权者还觉得商人有了财力，如果再拥有社会地位，就会对王权产生潜在的威胁，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商人都不会受到当权者的欢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就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即官僚阶层中不允许有商人存在。
这些都大大助长了“轻商主义”。商人不仅在政治层面受到打击，在道德说教方面儒家也加了一把力，逐渐地，中国人养成了羞于言“利”、耻于谈“钱”的习惯，与之相连的商业也被波及，逐渐沦为“贱业”。“轻商主义”扎根在了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甚至衍生出一个极端的思想：金钱总是和道德对立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到了金钱必定会在道德层面上有所缺失。
在精英社会圈，国人的“精神教科书”更是摆明了姿态，亮出了态度。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商人做到宰相级官员的，从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吕不韦，到元朝的阿合马、镇海和桑哥，再到民国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加起来不会超过十个人，可见“轻商主义”传统之深。
在一般社会阶层，“轻商主义”亦是弥漫四溢。读不懂那些圣人典章的小民百姓，用另一种方式继承着对商贾的鄙视，一句“无商不奸”似乎是人人都能随口说出的熟语。只要是商人，统统贴上“坏人”的标签。
在古典文学作品里，“好汉”“好人”大多没商人的份儿；“坏人”“坏蛋”，如西门庆之流者，却大有人在。当然了，坏人大多时候还是“有钱人”，不是说人有了钱肯定就会做坏事，而是富人做坏事的能力更强一些，影响也更大，没有足够的金钱作支撑，就算想做坏事也是力有不逮。
自西汉之后，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没有出现几个像样的大商人，沈万三的异军突起，不能不说有其时代因素。
跨烈马、扬弯刀的蒙古人，呼啸而来，践踏了大半个地球，衰弱的南宋自然是不堪一击。用柏杨的“酱缸理论”来比喻，蒙古人的到来，无疑是给中华大地这口淤沤僵臭的酱缸注入了一股清流。前面已经说过，商人为官做到宰相级别的不多，可是，只有不足百年历史的元朝就出现了三个。
蒙古人看重财富和土地，他们没有受到儒家那一套“道德规范”的束缚，中原人的“精神教科书”对他们完全失效，他们更像是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重视实际利益，做事大刀阔斧，充满冒险精神。但是，正因为他们的“蛮干”，无法和汉家文化融为一体，不足百年，就被朱元璋为首的群雄驱赶，黯然离去。
尽管蒙古人没有像270多年后，另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清朝那样“国祚绵长”，但是，他们带来的社会变革还是巨大的。在蒙古人统治期间，商人的地位空前提高，活动空间剧增。商人敢于做大，国家也默许商人做大。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疆域助长了国际贸易，很多商人不再把自己的足迹限制在中原地区，而是越洋跨国，大做海外贸易（沈万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元朝政府只做一件事：变本加厉地收纳赋税。在这之前，历朝历代都是打击“豪强”——须注意一点，不管哪个朝代都不反对商业，而是反对可能对朝廷的权威构成威胁的商人。蒙古人似乎不理会这一套，只要你不公然造反就可以，沈万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发家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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